苦攒的，而不是从百姓身上榨的。

朱福不敢多说，躬身退下。

宴席继续进行。到了申时，朱常浩喝得兴起，命人抬出一箱珠宝：“今日高兴，赏！在场的，每人一颗珍珠！”

那是一箱东珠，个个圆润饱满，直径都在三分以上。一颗东珠，市价至少十两银子，够普通人家吃一年。

宾客们欢呼雀跃，争相抢夺。有的人抢到一颗还嫌不够，偷偷多拿；有的人没抢到，满脸失望；有的人把珍珠揣进怀里，盘算着回去是卖了还是收藏。

乱哄哄的场面，像极了这个王朝的缩影——上层争权夺利，下层民不聊生。

宴席一直到子时才散。宾客们醉醺醺地离去，王府的仆役开始收拾残局。那些没吃完的珍馐美味，倒进泔水桶，准备喂猪——其实猪也吃不了这么多，大部分会倒掉。

而就在王府一墙之隔的城南，完全是另一番景象。

城南十里，杨家村。

说是村，其实已经没几户人家了。原本一百多户的村庄，现在只剩三十几户，其他的要么饿死，要么逃荒，要么卖身为奴。

杨老汉一家七口，正围着一锅野菜汤。说是汤，其实就是清水煮野菜，连盐都没有。锅里是挖来的苦菜、蒲公英，还有一点点麸皮——那是去年磨面剩下的，本来要喂猪，现在人都不够吃。

昏暗的油灯下，一家人的脸都是菜色。杨老汉六十岁，看起来像八十，满脸皱纹，背佝偻着。妻子王氏五十八岁，眼睛浑浊，不停地咳嗽。大儿子杨大牛三十岁，是个壮劳力，但现在瘦得皮包骨头。儿媳赵氏二十八岁，怀里抱着三岁的小女儿。二儿子杨二牛二十五岁，小时候摔坏了腿，是个瘸子。小儿子杨小牛才五岁，瘦得只剩一双大眼睛。

“爹，我饿……”小牛有气无力地说。

杨老汉抹了把眼泪，从锅里捞出一根野菜，吹了吹，递给小牛：“吃吧，孩子。”

小牛接过野菜，狼吞虎咽地吃了，眼巴巴地看着锅里：“还饿……”

“再忍忍，等开春了，野菜多了，就好了。”杨老汉说这话时，自己都不信。开春了又能怎样？地都不是自己的了，挖野菜也要跑到十里外的山上，还经常被王府的家丁驱赶。

“可咱们的地……”大牛欲言又止。

地？哪还有地？

三年前，瑞王府扩建庄园，看中了杨家村的三百亩好地。那些地靠近汉江，灌溉便利，是上等水田。王府的管家朱福带着家丁来，说要“买地”，每亩给五钱银子。

市价是多少？三两！上等水田，三两一亩都算便宜的。

村民们当然不愿意。杨老汉带着村民去府衙告状，知府赵文彬收了王府的银子，不仅不受理，还把杨老汉打了一顿板子，说他是“刁民闹事”。

回来后，朱福又来了，这次带了更多家丁，还带了兵器。

“卖不卖？”朱福冷冷地问。

“大人，这地是我们的命根子啊……”杨老汉跪地哀求。

“命根子？”朱福冷笑，“命重要还是地重要？不卖也行，今年租子加五成！另外，修王府要摊派，每户十两银子！交不起？那就卖身到王府为奴！”

这是明抢。

最后，村民们不得不签字画押，以每亩五钱银子的价格，“自愿”把地卖给王府。杨老汉家的十亩地全被买走，得到五两银子——还不够交一年的税。

没了地，一家人成了佃户，租种王府的地。租子是六成！也就是说，辛苦一年，收一百斤粮食，要交六十斤给王府。剩下的四十斤，要交各种税赋、摊派，最后能剩下十斤就不错了。

这还不算，王府的管事每年还要来收“孝敬钱”、“修渠钱”、“护院钱”……各种名目，加起来又是两三石粮食。

去年闹灾，收成本就不好，交完租子和杂费，杨家一粒粮食都没剩下。冬天全靠挖野菜、剥树皮过活。村里已经饿死十几个人了，还有几家卖儿卖女。

“听说……听说陕西总兵李健，在泾阳杀了贪官，分了田地……”大牛小声说。

“闭嘴！”杨老汉吓得脸色发白，“这话能乱说吗？让王府的人听见，要杀头的！”

但他心里，何尝没有一丝期盼？前些日子，有个从泾阳逃难来的亲戚，偷偷告诉杨家，说李健在泾阳搞“均田”，把地主的田地分给农民，租子只收三成，还不用交乱七八糟的摊派。

那亲戚说，泾阳现在百姓有饭吃，孩子有学上，日子比汉中好多了。

杨老汉听了，心里像猫抓一样。要是那位李总兵能来汉中，把瑞王府抄了，把地分给百姓……

可汉中离泾阳四百里，中间还有官兵把守。希望太渺茫了。

“爹，我听说……”二牛瘸着腿凑过来，声音更小，“我听说北山里有‘棒客’，专门抢大户，分粮食。要不……咱们也去？”

棒客是本地对土匪的称呼。北山在秦岭深处，确实有几股土匪，都是活不下去的农民组成的。他们不敢抢县城，专抢乡下的地主大户。

“胡说！”杨老汉厉声喝道，“那是掉脑袋的勾当！被抓住了，全家都要死！”

“那怎么办？”二牛哭了，“等着饿死吗？爹，你看小牛，都瘦成什么样了！昨天我去挖野菜，看到村东头的老李家，一家五口全饿死了！再这样下去，咱们家也……”

他说不下去了。

杨老汉沉默。他看着锅里清可见底的野菜汤，看着妻儿瘦骨嶙峋的脸，看着这个破败的家，心中涌起一股绝望。

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横竖都是死，为什么不拼一把？

可他是老实了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