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是的，那时我还是个孩子，当我们在洛诺夫家初次见面的时候。我当时想要是能娶到你就太棒了。你是一道耐人寻味的风景。”

“是吗，真的吗？”

“真的，你看上去温柔贤淑、高贵典雅，不过你显然不是一个普通人。”

“我搞不懂我在干什么。”

“是指那时候吗？”

“那时，现在，永远如此。我没有想过和这个年纪比我大一大把的男人待在一起要冒多大的风险。可他让我无法抗拒。他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为赢得了他的爱而感到自豪。我是如何办到的？我很骄傲自己不怕他。而同时我又很担心：担心霍普会有所举动，担心我给霍普带来了很大的伤害。我一点也没想到我在他身上烙下了伤口。我本该嫁给你的。可霍普放弃了婚姻，随后我就和E.I.洛诺夫私奔了。我当时真太天真了，什么也不懂，以为我是在做一个女性的伟大而勇敢的冒险，我仿佛回到了我的少女时代，内森。事实是，我从来也没有告别过我的少女时代。我到死都是一个少女。”

她这么说是因为她和一个年龄可以做她老爸的人同居吗？是因为她活在他的影子里，永远都在崇拜地仰望着他吗？为什么这份痛苦的结合一定要粉碎掉她许多的幻想，为什么这种力量如此强大使她永远也无法摆脱自己依然是个少女的想法呢？“你的意思不是说你还是个孩子气的人，”我说。

“不是，你说对了。”

“那么，我就不明白了，你说自己还是个少女是什么意思呢？”

“我必须解释给你听，对吗？”

我在一九五六年时赋予她的传奇色彩接下来就将被真实取代，如果说那时我自己的想象(21)并不具有多少夸大的道德涵义，那么这种真实实际上与我创造出来的东西也没什么区别。那肯定是这样的，因为一切都发生在同样不幸的大陆里的同样不幸的一代人身上，因为他们都是同样不幸的优等民族之敌。将我对她的变形还原回来并不能抹去她的家庭也曾遭遇过与弗兰克家同样悲惨的无处藏身的命运。这是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没有一个智者可以把它的方方面面全部复述出来，没有一种想象可以将它化为乌有，即使肿瘤也无法抹去对它的记忆，除非肿瘤夺去了她的生命。

我现在了解了艾米不是来自荷兰——我曾把她藏身于阿姆斯特丹大运河上的一个仓库的封闭的阁楼上，后来那里成为一座烈士陵园——而是来自挪威——来自挪威，来自瑞典，来自新英格兰，来自纽约——也就是说，在今天已没多大区别，就像任何一个不是出生于美国而是出生于欧洲的犹太孩子，在二战时奇迹般地死里逃生，尽管他们的青春年华因希特勒的崛起而蹉跎。这就是我接下来要了解到的痛苦的背景，而且这种痛苦会伴随着愤怒与怀疑在现实中一再出现。这样复杂的情绪只出现在听众身上。而讲述者本身却唯有冷漠。而且肯定也没有怀疑。她把不幸描述得越深刻，就越是表现出一种欺骗性的想当然。就好像这所有的失落永远都无法收拾。

“我的外婆是立陶宛人。而我父亲一边则来自波兰。”

“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奥斯陆定居，而不是别处呢？”

“我的外公外婆是准备从立陶宛到美国去的。他们到达奥斯陆后，我的外公被强制性地留了下来。是美国官员扣留了他，因为他没有证件。我妈妈和我舅舅是在奥斯陆出生的。我父亲以前在美国，可以说过着一种年轻人的冒险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计划回波兰去。他首先来到英国，可他不想回国去参军。所以他就在挪威留了下来。那是一九一五年的事。后来就遇见了我妈妈。本来挪威是不允许犹太人移民的，不过有一位非常知名的挪威作家为了犹太人的权利挺身而出，结果在一九〇五年犹太人移民获得了认可。我的父母在一九一五年成婚。我们兄妹一共五个人，四个兄弟，就我一个女孩子。”

“你的家人都没事吧？”我做了个乐观的假设，问道。“你的爸爸妈妈，还有你的四个兄弟？”

“我的爸爸妈妈和我的大哥哥都没能逃过此劫。”

于是我问：“怎么回事？”

“一九四〇年，德国人刚来的时候，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一切看上去都很正常。可是到了一九四二年的十月，他们把凡是超过十八岁的犹太人统统抓了起来。”

“是德国人还是挪威人干的？”

“德国人下的命令，可具体执行的是挪威的纳粹分子，是那些卖国贼。一天早上五点钟，他们冲进了我的家。我妈妈说：‘哦，我还以为是救护车来了呢。我刚给医生打了电话。我老公心脏病发作了。他现在正躺在床上。你们不能碰他的。’而我们小孩子都在哭。”

“是她编出来的吧？”我问。

“是的。我妈妈很聪明的。她反复哀求他们，他们终于同意说，我们十点钟再来看他走掉没有。于是她给医生打电话，我爸爸就给送进医院里去了。在医院里，他计划着要逃到瑞典去。可他担心一旦他们发现他逃掉了，就会来把我们抓起来。所以他等了将近一个月，然后有天早晨医院打电话给我们说医院里来了盖世太保。就是在电话里也听得见有人在嚎叫。我们就住在医院附近，于是我妈妈和我兄弟还有我就赶忙往医院跑。那时我十三岁。我爸爸躺在一张担架上。我们求他们别把他带走。”

“他病了吗？”

“没有。他没有病。病没病反正都是一回事。他们带走了他。那时是十一月份，我们回家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