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是UCLA(47)的教授，好像是教埃及学(48)的。她每天早上要冥想好几个小时。她声称运气好的时候在她沉思结束后会看见一个绿色的光球在她面前漂浮。”

“你怎么会认识她的？”

“当然是通过他啰。不论他们什么时候进城，他们总要叫上他的朋友一起到外面去吃顿晚饭。就像我的父母进城时，他也是我的朋友，也会叫上他一起出去吃饭。”

“那么，他是出生在一个专业人士的家庭啰。”

“呃，他有一个刚愎自用、咄咄逼人的父亲，一个沉默寡言、高级知识分子的母亲。他很聪明。非常非常聪明。他也很敏锐。是的，他也同样的咄咄逼人，肯定是这一点让你觉得讨厌。但他不是笨蛋。没有理由认为他不能写出一本像样的书来——如果他不能，那别人同样也不能。”

“为什么不能？”

“因为写作是很棘手的。”

她故意含糊其词，存心不提出自己的看法，只是回答我的提问，是想用她的冷静来打动我。她非常不愿意因年龄和地位上的差异而向我示弱。尽管她显然对自己驾驭男人的本领自信满满，可她似乎到现在还没有意识到她已经旗开得胜了，软弱的是我。

“他待你如何？”我问。

“你指什么时候？”

“你们是朋友的时候。”

“我们在一起过得很开心。我们都有一个榆木脑袋的、难弄的父亲，所以我们有许多斗争经验可以交流。因此，我们俩一拍即合——我们的父亲为我们提供了大量的既恐怖又有趣的故事。理查德体格强壮、精力充沛，对新鲜事物总是一副跃跃欲试的样子，他是个无所畏惧的人。他做事情向来不留余地。他喜欢冒险，他勇往直前，他自由自在。”

“你是不是太夸张一点啦？”

“我的回答非常精确。”

“我想问，他对什么无所畏惧呢？”

“对别人的蔑视。对别人的反对。他没有别人那种局限性，那种想要融入到一个使他们感觉如鱼得水的团体里去的欲望。他做事情从不优柔寡断。他决断起来如快刀斩乱麻。”

“他和他那个恶名昭彰、咄咄逼人的父亲相处得如何呢？”

“哦，我想他们常常会干仗。他们俩都是好斗之人，所以在一起肯定要斗的。不过，我想他们之间的争执也不会太严重，就像我和我母亲之间的口角。他们会在电话上吵个不亦乐乎，可第二天晚上他们又会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电话里聊天。他们就是这个样子的。”

“再多说点。”

“你还想知道些什么？”

“只要是你还没有告诉我的，我都想知道。”当然啰，我只是想知道她的事情。“你去洛杉矶看过他吗？”

“去过的。”

“说下去呀。”

“他住在贝弗利山庄的一幢大房子里。在我的小说里，我把它描绘得丑陋无比。房子很大，花里胡哨的，一点都谈不上温馨。他母亲爱收藏，我猜你会把她的藏品称为古代艺术品——雕塑什么的，一些小物件。他家里有展示柜，放在墙壁上的壁龛里。和藏品比较起来，那展示柜实在是大得离谱——他家的一切都大得离谱。他家里一点也没有温暖感。太多柱子。太多大理石。后院里有个巨大的游泳池。一切都经过精心的设计。保养也做得周到。可那里不是他的天地。他去东北部上了大学。后来又来到纽约。他选择在这里定居，从事文艺工作。他不要做个超级富翁，住在洛杉矶的大理石宫殿里，整天对着别人吆五喝六。他对别人发号施令的本事可说有专业水平——那是从他父亲那里学来的——可他不想那样。”

“他的父母还待在一起吗？”

“是的，够奇怪的吧。我不懂他们俩会有什么共同语言。她喜欢沉思，然后整天都在上班。他一刻不停地工作。我想，他们不过是住在同一屋檐下罢了。我从没看见他们俩相互交流过什么。”

“他和他们还保持联系吗？”

“我想有的吧。他从不提起他们。”

“在大选之夜，他也不会给他们打电话。”

“我想是的。尽管我能肯定在大选夜和他的父母通话一定比和我的父母通话来得愉快。他们是善良的洛杉矶自由派人士。”

“他在纽约的朋友呢？”

听到这句她叹了口气，第一次表现出无奈与烦躁。在这之前她一直保持着不慌不忙、高高在上的态度。“他与在健身房遇到的一群人打得火热。他们是些年轻的职业运动员，岁数大致在二十五到四十之间。他们都喜欢打篮球，他经常和他们一起玩。还有律师。媒体人员。有些是大学时代里我们共同的朋友，他们从事杂志编辑或出版工作。他还有个开了一家电子游戏公司的好友。”

“我认为他该去他朋友的那家公司。我认为他该去做电子游戏。那才是他那大无畏精神的用武之地。因为他以为人生就是一场游戏。他以为‘洛诺夫’是一场游戏的名字。”

“你错了，”她说，随即用莞尔一笑来缓解这个露骨的指责。“他给你的印象像他那个暴君的父亲，但其实他更像他的母亲。他是知识分子。他有头脑。是的，他身上确实有股子干劲。他精力充沛、生龙活虎，有时容易激动，容易钻牛角尖，有时还叫人害怕。可他不是一个没有脑子、庸俗的投机者。”

“而我认为他正是那样一个人。”

“有哪个投机者愿意为一个如今已默默无闻的作家写一本文学传记呢？如果他是个投机者，他就一定会走他父亲的老路。他就不会去写一个五十岁朝下的人都没有听说过的作家的传记。”

“你是在为他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