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会，无所疑滞。从反思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贯穿"、"网罗"、"商略"、"发明"，已分别达到"深"、"密"、"远"、"多"之程度。这反映出刘知几对《史通》思想博大精深之自信。

　　刘知几不是凭空说大话，而是细心研讨了以往历代学术名著的撰述特色和主旨。他在《史通·自叙》中特意列出前代几部名著予以分析评价，既显示每一部名著都是应运而生，都是对当时思想积弊的纠正，又暗示读者，《史通》也是应目前时代急需而作，并承以往思想批判之精华。

　　他首举汉代刘安的《淮南子》，称赞此书囊括天地，博极古今。上自周朝开国的太公，下至秦国变法的商鞅。所记所论的内容错综复杂，前后通贯，兼采诸子所长，尽了最大的努力。刘知几赞赏这部书的博大通贯，作为《史通》写作的一个总的参照。他接着指出，自《淮南子》以后，作者接续不断。如果认真探讨起来，其流派是较多的。他分别举出各流派的代表作，通过说明各书所针对的思想弊端，表明《史通》所赞同的学术反思主旨。

　　例如，评两汉之际扬雄的《法言》，他指出，孔子之后，微言大义中断。司马迁著《史记》，在是非判断上屡出错误，由此许多学者和流派离经叛道，专注于小事，妨碍了对大道的阐发，因此就有扬雄《法言》问世以纠偏。这里刘知几重点肯定《法言》的宗经明道特色。

　　关于东汉王充的《论衡》，刘知几着重肯定其革新批判精神。他认为，儒家学者所著的书虽然广博，但有用的内容不多，糟粕掩盖了精华。而一般凡夫俗子尊崇古代而轻视现代，以讹传讹，自我欺骗，自我迷惑，因而就有王充《论衡》出现以纠偏。

　　关于东汉应劭的《风俗通》（一名《风俗通义》），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博洽决疑的品格，--民通冥，冥然无知，一个哄骗另一个，缺乏见识。或误解方言，不探究本源；或呆板保守，多有忌讳，因此东汉末应劭作《风俗通》以纠偏。

　　关于三国时代魏人刘劭著《人物志》，刘知几主要肯定其衡人公允的态度，--人们在仁义礼智信方面的素质有所差别，做起事来有不同的方法，个人能力有全面与片面之别，知识储备有专长领域也有空白部分。如果能量才录用，那么谁的特长也不会遗漏；如果求全责备，那么整个世间也找不出可用的人。因此刘劭作《人物志》来阐明这个道理。

　　关于三国时代吴人陆景所作《典语》，刘知几主要肯定其品评铨综之识

　　①　上引均见《史通·自叙》。

　　见，--无论是王侯大夫之立身行事，还是文臣武将各施所长，虽然贤良与愚钝差别很大，善人与恶人有所区别，但若是没有适时的品评排比，则尊卑善恶就难以全面掌握。因此，陆景作《典语》以提供品评的标准。

　　关于南朝梁人刘勰的《文心雕龙》，刘知几主要肯定其整齐体例之作法。--学者写作，运用体裁很多，就像苦与甜味道悬殊，红与白交相辉映。很多学人写作，识见缺少变通，著述自相矛盾，相互指责挑剔，因此刘勰作《文心雕龙》以严正体例。

　　上述议论反映出刘知几对学术史、思想史有很精要的认识。他之所以不厌其烦地依次剖析前代名著，突出阐说各书的主要宗旨和划时代贡献，有几层含义：其一，表明《史通》在学术源流上有所本，要继承以往优秀的学术传统。其二，显示《史通》要综合上述各名著的长处，以史为主而又"总括万殊，包吞千有"。

　　其三，强调各名著均为纠正时弊而作，意谓《史通》也为纠当代之弊而作。

　　（二）《史通》的思想特色1。求实录与扬名教刘知几没有把《史通》写成一部四平八稳，与现实保持相当距离的"纯学术"著作，而是赋予其强烈的干预现实的品格，大胆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中的种种缺失，志在澄清一些混乱的思想认识。

　　刘知几在批评史学及学术研究时所展现的思想逻辑，是以"求鉴"为起点，由此派生出"求实录"与"扬名教"两大主干。

　　为什么说"求鉴"是起点呢？刘知几对于无论是史学还是其它学科价值的认识，总是把求鉴功能放在第一位。例如：论史学价值，《曲笔》篇云："盖史之为用也，记功司过。彰善瘅恶，得失一朝，荣辱千载。"

　　论文学价值，《载文》篇云："夫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观乎国风，以察兴亡。是知文之为用，远矣大矣！。。是则文之将史，其流一焉。固可以方驾南、董，俱称良直者矣。"文学也有察兴亡作用，这就和史学作用一致了。

　　论灾异说的价值，《书事》篇云："若吞燕卵而商生，启龙漦而周灭，厉坏门以祸晋，鬼谋社而亡曹，。。此则事关军国，理涉兴亡，有而书之，以彰灵验，可也。"

　　论仙怪说的价值，《杂述》篇云："语魑魅之途，则福善祸淫，可以惩恶劝善，斯则可矣。"反之，如果脱离了鉴诫目的来谈论这些，就不可取了，"及谬者为之，则苟谈怪异，务述妖邪，求诸弘益，其义无取"。

　　可见，求鉴，反映了刘知几对史学及学术价值的一个最基本的认识。然而，求鉴又蕴含着一对无法消除的矛盾。求鉴，应是科学的研究和真实地反映历史及现状；可是在封建社会又不可能完全做到这一点，鉴诫的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