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发人深省和展开讨论——甚至必须以提高嗓门和拍桌子的类似行为来引人注目。对于他们来说，艺术家是民族想象力的组织者，应该为民族服务，统一构筑民族的思想和情感。我们曾经嘲笑过他们关于民族的绘画般的幻想：画面都是马匹和宁静的波兰内地，到处都是风度不佳的大胡子贵族。

安杰伊总是饥饿，总是睡眠不足；没有一双体面的鞋，穿的是木鞋；还穿着中学时候的衣服，又小，又短，又旧。他的裤子很有名，长度只到小腿肚，到哪儿都挺显眼。谁见过他一次，都永远会记住。

他很想越过布格河，参加他那一派组织的游击战。他的朋友们不允许他干扰上层的决定。结果全部人马都落入了德国人手里。我在奥斯威辛集中营曾遇到历经种种处决和审查之后幸存下来的参加者，他们都感到十分懊悔和痛苦，就像每一个失望到极点的士兵那样。

只有一次，我和安杰伊课后进行了一次简短、难堪但可能是真诚的谈话。那天，哲学课是在我这儿上的。一盏很小的电石灯在桌子上呼呼响，照亮了一圈人的脸。安杰伊听了关于科学方法论的讲课，等到所有的人散去之后，他对我说：

“你那些动作很可笑，你没感觉出来吗？你做笔记挺努力的。”

“怎么了？想学会嘛。”我回答得不太有把握。

安杰伊激烈的语调令我发憷。

“学会！大家等不及你学会的！他们今天就会死去。为了他们不至于死去，你都做了些什么？”

“什么也没有做。”虽然回答了，可是我不情愿。

“你看！”他得意洋洋地大喊，“就是犯错误，”他突如其来地补充说，“我也要犯得正确，像一个战士。”

“可是，不像一个艺术家。”我感到不以为然。

“艺术家！你懂得艺术家的义务吗？苦思冥想的寺院，把衣服都撕烂，等火车的时候用心阅读启示录？！再见！”

他抄起随身带着的小包袱，包袱却散开了，从里面掉出揉皱的破旧衣服。他用手收拢在一起，在头上挥动肮脏的短裤。

“再见！”他说，“记住，诗人必须是战士。如果不能用诗来保护自己，就得用躯体。”

在头顶上方挥动短裤，露出笑容，又面带悲伤——这个印象留在我的记忆之中。这个印象在我乘坐紧紧封闭的货车被迫去奥斯威辛集中营几乎被闷死的时候，在到了那里之后，在漫长的寒冬之夜，我走到露天观望星星和在天空蜿蜒成为一条带状的、从焚尸炉里冒出的人体黑烟的时候，时时浮现眼前。

关于他死亡的消息，我是从我们共同的一位友人的信里得知的。这个友人是秘密文学刊物《道路》的编辑，在华沙起义之后，他虽然身患肺结核，体重才四十多公斤，但还是从易北河畔的集中营步行回国，回到了华沙。

在集中营的时候，我不知道安杰伊是怎么死去的。我猜想，也许他渡过布格河第二次出征，民族联盟军团全军覆没了；也许他正在印刷厂为一篇文章排版的时候，被盖世太保逮捕了；也许他正走在大街上，街上乱抓人，把他抓走了？

春天的时候，我和《道路》的编辑在新世界大街漫步，在那个竖起一堵朴素而粗糙的墙壁之处，地下堆积了枯萎、干燥的花卉和早已熄灭、烧完的蜡烛，他摘下帽子。我感到诧异，瞥了他一眼。他对我说：

“在这儿安杰伊被枪杀了。脱帽。”

我们走过首都几百个类似地点之一的死亡之墙之后，斯塔舍克漫不经心地、好像正在考虑别的事情似的，对我说：

“你知道，在你被逮捕的时候，安杰伊正在向政府机构申请资助。他是第一批关怀过你的人之一。”

很遗憾，他没有关怀他自己。凡是见过他一面的人，都会一生牢记他。他穿木鞋，大个子，不刮脸，眼睛里露出一股嘲讽的目光。他在德国工厂里居住，因为在整个华沙也找不到一个愿意给他吃住的人。也许因为他太傲慢，不屑在不冒险的地方求助。一次，他吃午饭的时候，德国厂主和两个盖世太保分子走了过来：

“你不在这个工厂工作，为什么在这儿吃午饭？”

他们确认，他没有工作。更坏的是，他的文件是伪造的。他不承认真名。他应该居住的那个房屋，在一九三九年九月就已经不存在了。在处决日益猖獗的时期，这些情况已经足够毙掉他了。

“你知道，这都是些少年。”我们经过被破坏的圣十字教堂，教堂长廊里扛十字架的耶稣在给行人指路，“这些少年在临死前才奇异地成熟起来。安杰伊就是！他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倾向，感觉自己背负了艺术家的使命。你知道，他是文化运动、超党派艺术家团组的创建人。奇怪的青年，很奇怪的青年！”

他被押送到帕维亚克监狱去了，情绪还不错。

“谁知道呢，也许，现在，在监狱牢房里，我才有一点时间，也许现在能够写完硕士论文吧。”

他没写完。死囚犯在遭受处决的时候一般高喊反对德国和争取自由的口号。在帕维亚克监狱的院子里，为了节约，扒下了他们的衣服，把纸衣裤套在他们赤裸的身体上；给他们都打了针，以防他们挣扎。如果是当众处决，这样做不符合审美的原则。

他的一张嘴，诗人的嘴，被灌满了石膏。他在白昼被屠杀，在首都主要的通道上，在被驱赶到近处的行人面前，被屠杀了。

每当我路过这面遭到破坏的红色墙壁的时候，我都觉得，我和我们所有的人，因为还活着，所以是有罪的。

某一个士兵

举世闻名的寇松线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