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观念，即鬼魂居于“地府”。这个地府是以阎王爷衙门为中心的一个幽冥都会。乡间的田园情调是一丝也没有了，那里过的是一种全新的生活，让人感到仿佛到了某些人心目中的理想社会。刘宋刘义庆《幽明录》有一个故事，明显地带有佛教徒的倾向：巴北县的一个叫舒礼的民间巫师死了，被土地神押送到太山府君处。途经一片住宅，足有数千间房屋，“皆悬竹帘，自然床榻，男女异处。有诵经者、唱偈者，自然饮食，快乐不可言。”这些死后过着“快乐不可言”的集体生活者，全是佛教的信徒，那位巫师则非其徒类，只能由牛头阿旁押着去过热刑了。这些“快乐不可言”的魂灵们就是吃饭念经、念经吃饭，至于其他的生活，则既然已经“男女异处”，肯定是没有什么家庭可言了。这便令人想到洪秀全男营女营的天朝制度，也未必仅是天父天兄的异教胡说，原来在中国民间早就有这种理想模式的。

但如果以为这冥间集体宿舍是从寺院的僧寮制度引进，却也未必然。唐人戴孚《广异记》有“钳耳含光”一条，言含光之妻死经半岁，他却于竺山寺大墩旁遇上妻子陆氏的亡魂。二人悲喜交集，丈夫问妻子死后的情况，妻子便让他北望，只见有一大城，正是陆氏死后所居。进城之后，“屋宇壮丽，与人间不殊。傍有一院，院内西行，有房数十间，陆氏处第三房。”二人分别之后，第二天含光又来看妻子了。不料还没有坐稳，一个穿绯衣的官吏，带着数十侍从闯进院中。陆氏忙叫含光钻入床下躲藏。少顷，便听外面喊叫“陆四娘”，陆氏赶快走到院中。这时院中一共是二十八名妇人，冥官便让手下把她们发髻解开，两两拴在一起，然后扔进烧得滚开的大锅里煮，一直煮到火灭，冥吏们方才离去。妇人们受刑之后，跌跌撞撞各回各屋。读者可以看出，这也同样是“集体宿舍”，但说得更准确些，还是应该叫作女牢吧。

所以，这种鬼魂集中居于地府的模式，其实是用中国的人间监狱对佛教地狱之说的诠释和改造。太山地狱太惨酷，在我的想象中，总是山谷或旷野中密如丛林般的小高炉，烧得满天赤红，遍地浓烟，而鬼卒们往炉子里不停地填塞着受罪的幽灵，空气中就弥漫着痛苦的大叫唤。所以看到这种集体宿舍，顿时感到还是加了不少人情味，但亡魂们并不自由，还要按时接受官府的“教育”，放到大锅里煮，正如斯大林奖金获得者阿·托尔斯泰说的：“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碱水里煮三次，我们就会干净得不能再干净了。”但这位陆氏夫人已经煮了半年一百多次却仍未洗净的罪孽，竟然只是因为死前忘记写一部许了愿的《金光明经》！这种走样入邪的圣教不信也罢。所以民众中仍然愿意让自己亡故的亲人居于墓中，尽管并不像一些故事中写的那么举族团圆，融融泄泄，而大多是凄冷孤清。

三

鬼居于墓的根据就是魂依于尸骨。死者的尸骨在哪里，他的亡魂也就在哪里。如果死而无葬，尸骸抛露荒野，那么鬼魂就依其骨骸而游荡。这种情况在古代是很常见的，小则道遇虎狼、失足溪流，大则战场上的杀人盈野、尸骨撑拄，大灾荒时千里无炊烟，逃荒的百姓辗转死于沟壑，以及洪水漂流、屋庐荡没、人化鱼鳖，这些往往都是让人死无葬身之地的。而没有葬身之地的鬼魂，就和漂泊异乡的流民一样，不但会让他们的亲人感到不安，使路人感到凄怆，也会给当地的治安带来麻烦。

唐佚名《灵怪录》记因服徭役而客死于他乡的鬼魂，当时无人收殓，那孤魂只能靠路人的怜悯而偶得一饱：

开元六年，有人泊舟于河湄者，见岸边枯骨，因投食而与之。俄闻空中愧谢之声，及诗曰：“我本邯郸士，祗役死河湄。不得家人哭，劳君行路悲。”

宋人《赵康靖公闻见录》，记欧阳修泊舟汉江，“夜闻人语甚闹，有歌者哭者”，至近晓方消停。问村人，此处有冢墓否？答云无。行一里余，见一战国时所筑的古战垒，其名为沔城。那些战死的幽魂已经在此流落千年了。

明人董榖《碧里杂存》记南京覆舟山（即那座“虎踞龙蹯”的钟山）之阳，为六朝以来之古战场，“多鬼物，人不敢行”。历代战死的鬼魂已成野鬼，正如官军之堕落为土匪，经过上千年，仍然骚扰着地方。朱元璋定都南京，“即其地为太学以镇之”。这举措不太英明，想那大兵见了秀才，肾上激素猛增，折腾劲儿恐怕就更大了吧。

无论如何，这种死无葬身之地的野鬼总让人感到怜悯，但也有偶尔的例外。《搜神后记》记曹操的随军乐船沉于濡须口，被淹死的乐妓永久地魂系江浦，但竟像南京鸡鸣山上的胭脂井一样，成了当地一处颇有浪漫色彩的景点：

庐江筝笛浦，浦有大舶，覆在水中，云是曹公舶船。尝有渔人，夜宿其旁，以船系之，但闻筝笛弦节之声及香气氤氲。渔人又梦人驱遣云：“勿近官船！”此人惊觉，即移船去。相传云曹公载数妓，船覆于此，今犹存焉。

二百多年过去，朝代已经更换，却还可以继续摆“官船”的架子，且能以弦歌和香气启动后人的绮思遐想。曹孟德濡须口之败，多少战船都留在长江里，光淹死的将士就有几千，却从此悄无声息，没有什么韵事供村夫野老作谈资，将士与官妓身后的这种价值差别真让人一叹。人们的这种颠倒大约是历来如此。想起安史乱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