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她希望诉说更多，但不会主动说出来，除非我先问起。

“他是怎么去世的？”

“他是个警察。我们当时就住在巴尔的摩。他自杀了。”

“噢，天哪。蕾切尔，我很抱歉。我本来不该——”

“没关系，我不介意，我也希望你能了解。我觉得正是这件事决定了我今后的一切，决定了我成为什么样的人，决定了我走上现在的职业道路。或许正是你哥哥的事情，还有这篇报道对你的意义，你才会做这些事。这就是为什么我想告诉你我父亲的事，如果我昨天对你太苛刻了，我想向你道歉，真是对不起。”

“别在意昨天那些事了，我没有怪你。”

“谢谢。”

我们都沉默了一会儿，但我感觉这个话题还没有完结。

“那个基金会的警察自杀研究项目，就是……”

“是的，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才着手这项研究。”

我们又陷入沉默，但我并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我想她也是。最后，她站起身走向机舱后部的仓储区，为我们每个人拿了苏打水。巴克斯开玩笑说她这个空姐干得不赖，她又重新坐回我身边。我们再次开始聊天，我试着将话题从她对父亲的回忆中转移开来。

“你有没有后悔干了这行？你本可以当个独立执业的心理医生。”我问她道，“这难道不是你进学校学习这个专业的最初目标吗？”

“一点都不后悔，现在的工作能带给我满满的成就感。我现在已经积累了很多第一手反社会心理研究素材，很可能比大多数心理医生一辈子见过的还要多。”

“我只能理解成这些素材来自那些与你共事的探员。”

她毫不掩饰地大笑起来。“这么多人也就你洞悉了这个秘密。”

或许只是因为她是个女人，但我确实觉得她跟我这么多年来打过交道的那些探员不一样。她不像那些人，尖锐得像岩石上锋芒毕露的棱角。她更像是一个倾听者，而不是一个倾诉者；她有自己的想法，而不是被动地做出反应。我开始觉得可以在任何时候向她倾诉自己的想法，不必瞻前顾后，不必担忧会带来什么不利后果。

“就像索尔森，”我说，“那家伙就像时刻绷紧的弦，但是绷得有点太紧了。”

“完全正确。”她说道，然后不自在地笑了笑，又晃了晃脑袋。

“对了，他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只是很愤怒。”

“什么让他愤怒？”

“很多事情。他背在身上的担子太多了，其中还包括我。他是我的前夫。”

我其实没有太惊讶。他们之间的那种紧张气氛几乎都快肉眼可见了。我对索尔森的初始印象，就是他完全可以被印在“这世上男人都是猪”的海报上。难怪沃林对所有男性都印象不佳。

“我真后悔提起他，真是抱歉，”我说，“我发现我在说错话方面还是有天赋的，娴熟程度堪比棒球运动员打出一千个安打。”

她笑了。“没关系。他给很多人都留下不好的印象，不差你一个。”

“跟他共事一定是个非常艰难的差事吧，你们怎么还待在一个部门？”

“准确地说，我们算不上在一个部门。他是紧急情况应对组的，而我在行为科学部和紧急情况应对组两边跑。我们只在某些特殊时候，比如像这次，才会一起工作。我们结婚之前是搭档，都为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工作，很长一段时间我们都是互相扶持过来的。然后，就分道扬镳了。”

她喝了口可乐，我没有再提问题。这会儿我没法提出一个比较合适的问题，所以我决定先不问。但她没等我发问，就继续说了下去。

“我们离婚后，我就离开了暴力犯罪分析中心，开始更多地接触和负责行为科学部的项目，做侧写，偶尔碰上案子也出来参与调查，而他转到紧急情况应对组。但我们还是会时不时碰上，比如在自助餐厅，或者眼下这种情形。”

“那你为什么不干脆从这儿调走？”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被分配到联邦调查局匡提科中心工作可是个美差。我不愿离开这儿，他也是。要么是这个原因，要么就是他故意在我身边晃荡让我不痛快。鲍勃·巴克斯有次跟我们谈话，说他觉得我们其中一个主动提出调离比较好，但我们俩都不愿意。他们无法调动戈登，他的资历摆在那儿，匡提科中心刚建立的时候他就在了。要是他们调走我，那就是调走了中心硕果仅存的三个女探员之一，而且他们也知道我会大闹。”

“你能怎么闹？”

“我只需要说，我之所以被调动，只是因为我是个女人，这是性别歧视。或许我可以跟《华盛顿邮报》说说。匡提科可是联邦调查局的招牌之一，到各地去帮助当地警察时，我们一个个都跟英雄似的，杰克。要是我去爆料，媒体肯定照单全收，局里可不会傻到让这种事情发生。所以，戈登和我只能都留下来，隔着桌子对坐，不停地朝对方甩脸子。”

飞机开始俯冲下降。透过舷窗，我已经能看到前方的景象。西方远远的地平线上，逐渐显出熟悉的落基山脉。我们快到了。

“采访包括本迪和曼森这些杀人狂在内的罪犯，这项工作你参与了吗？”

我不记得以前在哪里听说或者看到过，行为科学部正在全国各地的监狱访谈所有服刑的系列强奸犯和连环杀手，通过这些访谈收集心理分析数据，再用这些材料绘制相似的其他凶手的心理侧写。这个访谈项目已经进行好几年了，我记得当时我看到过，跟这类罪犯的会面对联邦调查局的探员们造成了很大的心理创伤。

“是有那么一段时期，”她说，“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