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雨的案子打交道。

我在他桌子前的软垫椅上坐下时，他刚打完一个电话。他约莫比我大五岁。十年前我刚进这家报社时，他已是大牌记者之一，就像我现在这样。不过最后，他进入了管理层。现在，他每天西装革履，桌子上放着一个脑袋上下晃动的小塑像，那是来自丹佛野马橄榄球队的队员塑像。他一天里干得最多的事就是打电话，总是小心地关注着从辛辛那提的集团总部[2]吹来的政治风向。他成了个四十多岁、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有妻子、两个孩子和一份收入可观的薪水，但这薪水还不足以买下他妻子看中的那片住宅区的一套房子。这些都是那回我们在温库普酒吧喝啤酒时，他告诉我的。过去四年里，我只见他出去喝过那么一次。

格伦办公室的一面墙上钉着最近七天的报纸头版，每天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挂满了七天的那一版取下来，再把最新的头版钉上去。我猜他这么做是为了跟踪新闻动态，以保证社里报道的延续性，也可能是因为他再也不能像一个记者那样署名发表报道，于是贴上这些版面，以这种方式提醒自己现在正管理着所有记者。他此时放下了电话，抬头看向我。

“谢谢你能来，”他说，“我只想再说一次，我对你哥哥的事情抱以深切同情。如果你觉得还需要一些时间缓缓，完全不成问题。我们会想办法为你凑出假期。”

“谢谢。但是我可以回来工作了。”

他点点头，但并没有让我离开的意思。我就知道，这次召唤的意义并不仅限于此。

“好，那我们现在说点工作上的事。现在你手头上有什么计划吗？凭我的记忆，在你……在那件事发生之前，你那会儿正找着下一篇报道的素材。我想着要是你回来了，干点事忙起来说不定对你有好处。就像那句话说的，投入工作有利于身心舒畅。”

就在这一刻，我知道我接下来要做的事了。噢，就在我眼皮子底下，但它一直隐藏着未露身形，直到格伦抛出那个问题。然后，我的任务理所应当地来了。

“我要写一篇关于我哥哥的报道。”我说。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格伦希望我说的话，不过我想我应该说对了。我猜从他听说有两个警察在楼下大厅与我见面并告知我哥哥故去的消息时，他就瞄上了这个故事。他是个聪明人，知道不必直接向我提出建议，我自己就会想到。他需要做的，只是抛出一个简单的问题。

不管怎么说，这个饵我收了。从那以后，我的生活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你在回忆里能清晰地标出一个人生平的关键节点，我的生活也随着那句话而完全改变了，就在我把自己的打算告诉格伦的那一刻。那时我自以为对死亡还算了解，以为自己懂得什么是邪恶。但其实，我一无所知。

[1]代表驻守在社会稳定与暴力犯罪中间的警务力量。

[2]指斯克里普斯报业集团，总部位于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在丹佛、华盛顿、纽约等地设有分支机构，《落基山新闻》即属于该集团。

3

威廉·格拉登扫视着从眼前掠过的一张张欢喜的脸庞。这里就像一台巨型的自动售货机，想挑谁就挑谁：不喜欢这个小男孩？没事，这不又来了一个。那个小姑娘怎么样？

不，这一次还不能挑走谁，他们的父母离得太近了。他不得不等待，等待其中一个大人犯下错误，走到突堤码头上，或者走向兜售小吃的窗口买棉花糖，留下他们的宝贝一个人待在这儿——圣莫尼卡码头的旋转木马上。

格拉登由衷地喜爱圣莫尼卡码头的旋转木马。他爱这些木马，并不是因为它们是地地道道的二十世纪早期的旋转木马，以及像宣传橱窗里所说的，工匠足足花费了六年时间来为这些奔驰的骏马手工上色，以恢复它们初建时的原貌；也不是因为它们曾经出现在这些年他看过的很多电影里，尤其是他在雷福德监狱的时候；同样不是因为它们让他回想起跟“最好的兄弟”在萨拉索塔县的集会上，同乘旋转木马的欢乐时光。他爱这些木马，是因为那些骑坐在上的孩子。在汽笛风琴的音乐声中，旋转木马一圈又一圈地悠悠回旋，孩子们一张张小脸上绽放着纯粹的幸福——天真无邪，无比欢乐。从菲尼克斯搬过来后，他就一直来这儿，每天都来。他知道这事也许会花费一些时间，但终有一天，这一切都会得到回报；而他的订单，也将由他亲自盖上“已完成”的戳。

五颜六色的旋转木马从眼前晃过，留下一道道缤纷的残影，他的脑海里又倏地翻涌出那些浮光掠影的回忆——从他还在雷福德监狱时就开始频繁地犯这个毛病。他想起他最好的兄弟。他记起那个黑漆漆的、只从门缝底下透出一道光亮的壁橱。他在壁橱底板上蜷成一团，让自己离那丝光亮更近一些，离那丝新鲜空气更近一些。他看到那个人的脚朝这边挪过来了。一步，又一步，他注视着那个人的每一步。他真希望自己能更年长一些，更高一些，这样他就能爬到壁橱顶部的架子上。如果他爬上去了该多好，他准会给他最好的兄弟一个大大的惊喜。

格拉登收回思绪，环视四周：旋转木马这一轮的旅程结束了，最后一个孩子正奔向大门口等待着的父母；更多的孩子已经在外面排好了队，随时准备冲向旋转木马，挑选自己喜爱的座位。他在孩子堆里再次寻觅着，寻觅有着黑油油的头发和光洁的褐色皮肤的小女孩，但是一个都没找到。然后他注意到那个从孩子们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