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案件裁决不再要求全员一致。陪审团评议时间超过两小时以上的，十人意见一致即可下判。1988年，废除在遴选陪审员过程中不附理由即可排除候选人的机制（即“无因排除”）。1994年，允许陪审员在审判和评议期间返家，不用在旅店集中居住。上述变化，固然有适应社会发展、提升审判效率的考虑，但也将一个更为重大的问题摆在大家面前：未来还要不要保留陪审团制度？

制度优势还是司法“鸡肋”

事实上，早在二十世纪初，美国司法界就掀起了陪审团存废之争。到二十一世纪，尽管废止陪审团之声不绝于耳，但始终未被提上过议事日程，毕竟，这是联邦宪法赋予每位公民的权利。当日本、韩国等东亚国家纷纷探索构建国民参审机制时，英美为何仍为陪审团存废问题争论不休呢？

先听听反对的声音。第一类反对声是：凭什么将专业案件交给外行裁判？要知道，陪审团判案的一大特点，就是将案件交给十二个未经专业法律训练的“素人”判断，将他们的生活经验和日常判断引入司法裁判。有的地方甚至专门立法，禁止律师、警察、法学院师生出任陪审员。可是，一旦涉及金融、专利等复杂案件，陪审员判断事实的能力就会大打折扣。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一些法院据此提出建立“复杂案件例外”机制，即若案件太过复杂，外行难以理解，法官有权不交给陪审团审理。

第二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效率太低、成本高昂。美国法官威廉· 德威尔曾在《美国的陪审团》一书中提到，美国诉讼体制有六宗致命原罪，分别是：过度好辩、成本高昂、缓慢迟延、软弱无力、纠缠细节与负荷过重。每宗罪都或明或暗与陪审团制度挂上了钩。据估算，一般案件若交给陪审团审理，从召集候选人、组成陪审团，到形成具体裁决，所耗时间要比直接由法官审理长上三分之一，这还没有算上各种不可控因素。例如，遴选过程效率奇低，控辩双方滥用“无因排除权”的情况比比皆是，有资深律师直言：“无因排除权不是用来选出最公正的陪审员，而是为了挑选对自己最有利的陪审员。”在庭审过程中，若发现陪审员违规或资格出现问题，就得更换人员或重新排期。要是陪审团内部分歧太大，还得另组陪审团重新审理。案件审理期间，陪审团成员的食宿、交通、补贴都得政府负担，必要时还得派警力保护，日积月累，费用不菲。

第三类反对声是：陪审团审判过于随意，易受煽动或陷入偏见。受影视剧影响，美国公众大多有这么一种印象：律师越“贵”，在陪审团面前胜算可能越大。“贵”律师口才更好、修辞感染力更强、可视化展示更炫，陪审员也往往更容易被情感攻势和华丽修辞打动，这样一来，庭审就沦为律师技艺和口才的比拼，目的是争取同情，而非查明真相。电影《十二怒汉》前半部分，就揭示了部分陪审员草率定案的心理动因。事实上，在路易斯维尔市一起案件中，陪审员因分歧太大，最终靠掷硬币决定罪名是否成立。消息传出后，全国哗然，此案随后另行组织陪审团审理。

过去，案件一旦进入审理环节，法庭会禁止陪审团读书看报，免受媒体报道或外界资讯“污染”。进入互联网时代，社交媒体几乎无孔不入，根本控制不住。“不自觉”的陪审员会在推特（Twitter）、脸书（Facebook）上添加当事人为好友，用谷歌（Google）搜索法官刻意不让陪审团知道的信息（如被告人、证人的“前科”），甚至用网络地图“勘察”犯罪现场。这种情况下，很难确保陪审员不受偏见影响。

在刑事领域，由陪审团审理案件的被告人被判定有罪的比例为71%。到底是陪审团审判的定罪概率高，还是法官直接审判的定罪概率高，众说纷纭，并无定论。有人认为，在命案中，陪审团比专业法官更宽容，作出无罪裁决的概率更高；也有人提出，在奸淫幼女类犯罪中，陪审团更易受民意感染，往往会倾向重判。

在民事领域，陪审团的很多裁决也饱受诟病。例如，在1994年一起针对麦当劳的侵权诉讼中，一位被咖啡烫伤大腿的妇女获得两百七十万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金，远远高于应得的十六万补偿性损害赔偿金，有人认为陪审团这样的裁决将鼓励人们任意兴讼。此外，在一些涉及消费者权益或烟草行业的诉讼中，原告动辄获得上亿美元惩罚性损害赔偿金，有论者据此批评“失控的陪审团”（runaway juries）仇视大企业，在多数案件中站到劳工或弱势群体一方。

哪怕它并不完美

在支持者心目中，上述批判虽有合理之处，但并不能说明陪审团制度已病入膏肓、理当废止，更何况某些理由和例证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就拿前述备受争议的麦当劳天价赔偿案为例，当时的新闻报道一味渲染陪审团“偏袒”原告，却刻意遗漏了下述信息：第一，为满足顾客口味，麦当劳卖的咖啡比行业建议的温度高二十度；第二，受害妇女阴部被严重烫伤，必须进行大规模手术和植皮；第三，麦当劳此前已收到七百多件关于所售咖啡过烫的投诉，但从未咨询过烫伤专家的意见；第四，麦当劳几位主管在庭审作证时态度傲慢，表明不愿调整营销策略（但在此案判决后，麦当劳降低了咖啡温度）；第五，陪审团裁定的两百七十万美元惩罚性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