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是原作的两倍，国宝级导演米哈尔科夫显然更热爱宏大叙事，相比对车臣战争时代背景的铺陈，案件本身反而被削弱了。影片最后还提出了一个与美版精神内核截然迥异的诘问：“法律是永恒、至高无上的。可如果仁慈高于法律呢？”

日版《十二个温柔的日本人》是目前的翻拍中唯一出现女性角色的版本，嫌犯被设定为一名涉嫌杀夫的妻子，陪审员中也有三名女性。荒诞的是，故事最初是十一人认为无罪，一人认为有罪，最后这一人几乎就要说服大家判定被告有罪，接着，另一名陪审员又反过来说服众人判定被告无罪。经过了反转和再反转，这个版本充满喜剧气质，与导演三谷幸喜的一贯风格非常相符。

成为导演之前，三谷幸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日剧编剧，热爱推理探案故事，擅长细节捕捉，热衷于苦中作乐，哪怕是阴冷惨案，他也总能从中找到粗看突兀、细思合理的戏谑暖色调。投身电影领域，三谷幸喜延续了这种略带神经质的喜剧风格，《笑之大学》、《魔幻时刻》、《伟大的亡灵》和《清须会议》都是具有典型个人风格的代表作。没有看过这部电影也没关系，想象一下，如果周星驰来执导《十二怒汉》会是什么样，大概就能感受到三谷幸喜版本的风格。

由于中国没有陪审团制度，2015年上映的中国版《十二公民》被改编成政法大学学生家长们的一次模拟讨论，并加入了地域歧视、仇富等本土化情节。公允地说，除了8号陪审员的检察官身份是一处败笔，整个影片剧情紧凑，完成度很高，何冰、韩童生等“老戏骨”的表演十分精彩，也再次引起中国观众对1957年版《十二怒汉》的回忆和关注。

铸就1957年经典《十二怒汉》的团队，如今已成追忆。继导演鲁迈特2011年去世之后，2012年，唯一健在的演员，饰演5号陪审员的杰克· 克鲁格曼也离开人世。但是，《十二怒汉》故事的生命力却在不同国家、不同法域的文化中延续。这个剧本最天才的地方，就在于架设了一个有生命力的讨论平台，可以根据时代变迁，设定各种新的社会议题，偏见、歧视、种族、性别、伦理、职业等。这种讨论永远可以引发共鸣。它所承载的对公平与正义的思考，足以跨越国界与种族，跨越时间与空间，历久弥新。

法律人眼中的《十二怒汉》

对于《十二怒汉》，各界人士都曾从本行业或本专业出发，作出过形形色色的解读：修辞学者试图归纳“说服他人的艺术”；语言学者认真分析每位陪审员的语言情态；心理学者着力揭示不同陪审员与“九型人格”的对应关系；政治学者看到了意识形态的隐性运作方式；传播学者据此研究如何突破群体思维带来的压力……那么，专业法律人士怎么看待这部电影呢？

《十二怒汉》问世以来，给这部电影“挑刺”的法律人很多。地位最高者，要数现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索尼娅· 索托马约尔。2010年，福特汉姆大学法学院邀请索托马约尔出席该院法律电影节，并委托她指定一部经典法律电影与师生共赏。大法官选中的，就是《十二怒汉》。

电影放毕，索托马约尔发言称，《十二怒汉》对她意义重大。当年，正是剧中那位欧洲归化移民（11号陪审员）对陪审团制度的溢美之词，促使她下定决心，选择法律为终身职业，并最终成为最高法院第一位拉美裔女性大法官。

“不过，我在下级法院任法官时，经常提醒陪审员们哪些事情该做，哪些事情不该做。至于电影里的某些情节，根本就是想当然，并不符合实际。”在索托马约尔看来，像8号陪审员那样自己买刀调查的行为，现实中根本不可能发生。要是被法官知道，不但8号陪审员将被替换，整个陪审团也可能被解散。

除“带刀”行为外，不少法律人也对一名陪审员说服十一名持相反意见陪审员的可能性存疑。实证研究表明，这类情况在现实生活中几乎从未发生过。当然，编剧们都喜欢这样的“反转”，电影《陪审团里的女士们》（Ladies of the Jury ）、《我们是陪审员》（We’re on the Jury ）和《吉尔德斯利夫的倒霉一天》（Gildersleeve’s Bad Day ）中，均有类似情节。

不过，也有法律人认为，艺术必然超越现实，对戏剧作品没必要较真，相反，再没有一部电影像《十二怒汉》这样，将无罪推定、排除合理怀疑等诉讼原则阐释得如此形象，并深入人心。这部电影提醒观众，“当一个人的生命攥在你手里时，你是否愿意独立思考，哪怕做一点点的怀疑”？电影试图传递的价值观也很明确：不屈不挠的怀疑精神和尊重事实的态度，才是美国如此强大的原因。

但是，问题来了。《十二怒汉》这部电影，到底是证明陪审团制度非常管用，还是不太靠谱呢？支持者会说，当然管用！正是剧中十二人的集体智慧，成功挽救了一名无辜者的生命。不过，若回顾8号陪审员说服众人全程，读者也绝对有理由反问：在这个案子中，到底是凭一己之力力挽狂澜概率大，还是将被告匆匆定罪概率大？毕竟，一单生意、一场球赛、一顿热饭，都可能让某位陪审员作出草率决断。就连8号陪审员自己，也在第二次表决前表示，如果所有人坚持定罪，他也就“随大溜”了。更何况，电影展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