业社会的台湾小城，人格者一天比一天难找了。是不是让我们现在就来立志，一起来继承“人格者”的传统呢？

安息

在文化沦落的时代，我们不能期待子孙，而要期待自己往好品质、好格调的方向走，否则，子孙有什么希望呢？

家附近有一户人家在办丧事，用蓝白条纹的塑胶布棚子把整个红砖道拦阻起来，白天的时候那座塑胶棚子黑暗而安静，那户人家的铁门也拉了下来，使人感到哀伤而肃穆。

一到晚上，铁门拉开了，塑胶棚子也灯火通明了，棚子面对大马路的一边装了两个大型的扩音喇叭，几乎是非常公式化的，黄昏的路灯刚亮，扩音喇叭就传出清脆的女声：“喂，喂，卖古（麦克风）试验！”然后传来口吹麦克风的呼呼声，一直到试验无误为止。

那麦克风的音量一定是开到极限了，因为我住的地方离那里有一百多公尺之遥，却吵得连家里唱机放出的音乐都为之黯然失色。

夜晚从塑胶棚子放出的，有各式各样的“卖古”，先是来一段道士的法螺，接着是凄怆的音乐，然后是哀伤的骊歌，有中国调子、东洋歌、西洋音乐，南腔北调，无奇不有。接下来则是流行歌曲的播放，例如《你侬，我侬》、《酒干倘卖无？》、《心事谁人知》、《一只小雨伞》、《雨夜花》、《三声无奈》、《望你早归》等等，有一次还放了《王昭君》与《苏武牧羊》。

到晚间九点以后，哭调开始了，丧家的家属大概请来了“五子哭墓”的团体来哭唱，男女老少轮番上台哭唱，仔细听来，一会儿扮成未亡人唱着：“我君，路途遥远，请你保重。”一会儿扮成儿子唱：“阿爹，你撇下我们，忍心离去”……有各种不同角色和台词，唯一相同的是声调凄怆，令人心惊毛悚，透过麦克风，那职业性的哭喊封锁住整条街。

这样要哭到晚上十一点左右，我原来以为是放录音带，有一天忍不住去探看，才发现全都是“现场演出”，那哭墓团来赚这声泪俱下的钱，确是引人鼻酸，怪不得个个唱得愁眉苦脸、声嘶力竭。

每天节目差不多一样的进行了很多天，街坊邻居起先是同情，后来是无奈，到最后都感到厌恶了，“那死人的家要哭到什么时候呢？”有人这样问起来。

谁知道呢？哭的并不是家属，家属都是沉默地坐在灵堂两旁，非常安静而哀伤，倒是被那音乐及哭墓的团体弄得有点像荒谬剧剧场，死者的相片挂在正中，每天都看着同一个时间开场的演出。

有一天，我的一位朋友来访，坐了半天，突然问道：“你们这里还有人搭棚演歌仔戏吗？”

我告诉他，是丧家的仪式。

朋友是对地方戏颇有研究的人，突然用力拍着椅背说：“这五子哭墓团一定是歌仔戏团员组成的，听他们的七字调唱腔，唉呀！唱得真是动听啊！”

我们两个人就站在阳台上，以黑色的天幕为背景，用路上的灯光照明，仔细聆听从麦克风传来的悲哀的哭声，我们听见了一个人的死亡，听见了家属的哀伤，听见了戏台的没落，听见了因缘的离散，也听见了风俗的变迁。

在这整个演出里，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什么呢？我自己反省着。

当然，丧家是没有错的，他们在亲人逝去的时候，一定是手忙脚乱，只有包给外面的人来办理丧事，包办的人请来乐团、五子哭墓团、麦克风，家属也只有接受了。

包办的团体也没有错，他们会办出这么错综复杂、别具一格的丧事，应该也不是自己的创见，而是从俗，反正大家办丧事都是这样，循例办理就是了。

错的就在这种形式，像这样低俗、粗鄙的形式是谁创造出来的呢？这种坏形式创造出来后普遍地被使用，又是为什么呢？在这里，生活的品质、文化的省思就有值得检讨的一面——养生送死本来是人生的大事，为什么不能有更好的形式？

朋友拍拍我的肩膀说：“所以，人生前应该多积福德，生前如果不积福德，死后很可能子孙不哭，卖给五子哭墓团在街头哭呢！”

朋友虽然带着玩笑的口吻，却使我心情真正忧伤起来，积福德是为了生前，而不是为了死后，但对于文化的提升与改造，对于智慧的开启与清明，不是一个人的福德所能为力，而是整个社会都积福德才有希望。

在文化沦落的时代，我们不能期待子孙，而要期待自己往好品质、好格调的方向走，否则，子孙有什么希望呢？

独乐与独醒

只有我们能独乐独醒，我们才能成为大海型的人，在河流冲来的时候、在池塘满水的时候、在波浪推过的时候，我们都能包容，并且不损及自身的清净。

人生的朋友大致可以分成四种类型，一种是在欢乐的时候不会想到我们，只在痛苦无助的时候才来找我们分担。这样的朋友往往也最不能分担别人的痛苦，只愿别人都带给他欢乐。他把痛苦都倾泻给别人，自己却很快地忘掉。

一种是他只在快乐的时候才找朋友，却把痛苦独自埋藏在内心，这样的朋友通常能善解别人的痛苦，当我们丢掉痛苦时，他却接住它。

一种是不管在什么时刻什么心情都需要别人共享，认为独乐乐不如众乐乐，独悲哀不如众悲哀，恋爱时急着向全世界的朋友宣告，失恋的时候也要立即敬告诸亲友，他永远有同行者，但他也很好奇好事，总希望朋友像他一样，把一切最私密的事对他倾诉。

还有一种朋友，他不会特别与人亲近，他有自己独特的生活方式，独自快乐、独自清醒，他胸怀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