桌。我们的房间是个小屋子，带木头门廊，从门廊上可以看到游泳池和餐厅，红杉高耸入云，郁郁成林，一览无余。有些树离得很近，松鼠顺着树干往上蹿的时候，皮毛上深浅不一的微妙色调都能看得清。我们在那儿度过的第一个早晨，母亲就把我叫醒，对我说：快点，帕丽，你得看看这个。窗外有一头鹿在啃着矮树。

我推着她的轮椅走过花园。我真是一景儿。母亲说。我把轮椅停在喷泉旁边，坐在离她不远的长椅上。阳光温暖着我们的脸，我们看着蜂鸟在花丛中奔突。等她睡过去，我便把她推回小屋。

星期天下午，我们在餐厅外的露台上喝茶，吃羊角面包，餐厅的屋子很大，天花板像大教堂一样，还有书架，墙上挂着捕梦网，壁炉前是货真价实的石头炉台。露台下方的平台上，有一男一女，男的长了张苦行僧的脸，女孩则留着软塌塌的金发。他们在打乒乓球，无精打采。

我这眉毛得拾掇拾掇了。母亲说。她穿着冬装外套，里面是毛衣，戴着栗色的毛线便帽，那是一年半以前她给自己织的，用她的话说，好事连连，就此开始。

我给你画新的。我说。

那就画得夸张点儿。

像《埃及艳后》里的伊丽莎白·泰勒那样夸张？

她咧开嘴，无力地笑了笑。为什么不呢？她喝了一小口茶。一笑起来，她脸上新添的道道皱纹便暴露无遗。认识阿卜杜拉的时候，我正在白沙瓦的马路边卖衣服。他说我眉毛长得漂亮。

那对乒乓男女丢开了球拍，此时正靠着木头栏杆，合吸一支香烟。他们仰头望着天，朗朗晴空，飘着少许残云。女孩的胳膊又细又长。

我在报纸上看到的，今天在卡皮托拉有个美术工艺品展览会。我说，你要能去，那我开上车，咱们去看看。你要愿意的话，晚餐咱们就在那儿吃。

帕丽？

嗯？

有件事我想告诉你。

说吧。

阿卜杜拉有个弟弟，在巴基斯坦。母亲说，同父异母的弟弟。

我一下子扭过头，看着她。

他叫伊克巴尔，有几个儿子。他住在白沙瓦附近的一座难民营。

我放下杯子，刚要张嘴，她就打断了我。

我这就告诉你，不是吗？最重要的就是这些。你父亲有他的理由。我相信你会想明白的，过些日子就好了。重要的是他有个异母兄弟，他一直在给他寄钱，接济他。

她告诉我，多年以来，巴巴一直在寄钱，给这位伊克巴尔——我的叔叔。一想到这个，我心里忽然有些五味杂陈——每三个月寄一千美元，去西联公司，把钱电汇到白沙瓦的一家银行。

为什么现在告诉我？我问。

因为我觉得你应该知道，可他不这么想。再说了，很快就该由你来管账了，到那个时候，不管怎样你都会发现的。

我扭过脸，看到一只猫竖着尾巴，悄悄走近那对乒乓男女。女孩伸出手摸它。一开始，猫还有些紧张，后来就在栏杆上蜷缩起来，让女孩的手从它耳朵一直摸到后背。我思前想后。我竟然还有亲戚在海外。

妈，管账你还要管很长时间呢。我说。我尽力掩饰着自己声音里的颤抖。

一阵令人心悸的停顿。等她再开口时，声音变得又低又慢，就像我小时候，我们去清真寺参加葬礼，她提前在我身边蹲下，耐心地告诉我，我必须在门口把鞋脱掉，礼拜时必须保持安静，不能坐立不安，不能口出怨言，而且要提前上厕所，免得过一会儿再去。

我管不了了。她说。你也别以为我还能管下去。我的时间到了，你得做好准备。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感觉嗓子堵得慌。不知道什么地方传来电锯的声音，吱吱作响，渐渐加强，粗暴地破坏着树林的静谧。

你爸就像个小孩，生怕被人遗弃。如果没有你，帕丽，他会失去方向，而且再也找不回原来的路。

我注视着树林，阳光如洗，洒落在羽毛般的树叶和粗糙的树皮上。我把舌尖移到两排门牙之间，狠咬了一下。我流出了眼泪，血腥的味道灌满了嘴巴。

他有个弟弟。我说。

对。

我有很多问题。

晚上再问我吧。等我不太累的时候。我把我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

我点点头，一口气喝掉了剩下的茶，水已经凉了。近处的桌边，一对中年夫妇交换了手中的报纸。那女人红头发，神情坦然，从报纸上方默默注视着我们，她看看我，再看看我面带倦容的母亲，看着她的无檐便帽，青肿的双手，深陷的眼窝和形销骨立的笑容。我们目光相遇时，那女人微微一笑，仿佛和我心有灵犀，我知道她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妈，你觉得怎么样？展览会你想去吗？

母亲看了我好几眼。她的眼睛相对于脑袋显得太大了，而她的脑袋相对于肩膀，同样显得过大。

那我就能戴新帽子了。她说。

我把纸巾丢到桌上，拉开椅子，走到桌对面。我松开轮椅的闸，推上母亲，离开了桌边。

帕丽？母亲说。

嗯？

她把头整个仰起来，看着我。阳光穿过树叶，细碎地落在她脸上。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吗？她说，你知道真主让你多么坚强，多么善良吗？

心理活动常常无法解释。此时此刻就是这样。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和我共同度过了千千万万的时光，惟有这一刻最为明亮，它在我心底震颤着，发出最响亮的回声：我母亲仰起脸望着我，下巴朝上，斑驳而灿烂的阳光在她皮肤上闪烁，她在问我，问我是否知道，真主让我多么善良与坚强。

巴巴在躺椅上睡着了，帕丽轻手轻脚地给他拉好羊毛衫的拉链，拿起披巾，盖好他的身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