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撑起身体拿起手边的原子笔，撕下一张便条。

“他很忙，好像没有太多时间。”

“甚么时候都行。我可以配合他。”

我看着月历决定采访时间。虽然行程有些挤，但不能奢求更多。

“还有甚么要我调查的吗？”角山问我。

“不，其他的我自己有办法。”

“好的。那如果有甚么事，请随时联络我。”他说完后挂电话。

我在墙上的白板写下采访预定。

准备在角山那里连载的是以交通警察为主题的推理小说。我以前用过相同主题写过短篇，因此我们谈到可以更深入处理这项题材。交通问题是我从前就很感兴趣的主题。

我想起和角山的讨论。我是这么说的：

“现实性、现代感、社会性，我想以这三大支柱为重，否则无法在今后的推理小说界存活下去。诡计和凶手是谁根本不重要。”

我有同感——角山也附和我。

我一想起接下来的对话就不禁苦笑。我和角山一起将最近常见年轻作家所写的古典本格推理作品贬得一文不值。说甚么太落伍，在国外根本没有成人读者要看。

我和刚才一样在椅子上伸展身体，然后不经意望向书架。

一本书吸引了我的目光，那是以前写的小说。我觉得奇怪。当时的书应该都装在纸箱收进储藏室。

我把书从架上抽起并随意翻看。这竟然就是在那座不可思议的城镇中被封印起来的书。

某一页夹着东西，我把它拿起来。

是一朵淡蓝色的小花。

勿忘草。

我的脑海中浮现出开满勿忘草的那片湿地，还有最后小绿的话：请你不要忘记……

回神一看，花朵消失了。我四下张望，却不见花朵掉落的痕迹。

我阖上书本闭上眼睛。希望有朝一日，我还可以写下那个世界的小说。

解说 不是诀别，是惜别

“我”为了写作需要去了一趟图书馆，却在那儿跌入异次元空间，来到神秘的“墓礼路”市——一个没有历史的市镇。自己的身分也成了“名侦探天下一”，接受市长日野委托，调查该地“圣者纪念馆”的盗挖事件。“我”陆续与纪念馆保存委员会的成员水岛、火田等人接触，却相继发生离奇命案，在查案的过程中“我”发现，这个城市不仅是历史，甚至连“本格推理”都不存在……

读过《名侦探的守则》的读者，应该会对“天下一”这个名字产生反应。在该作他与助手大河原警部携手，侦破许多推理小说常见的类型案件，还不时穿梭幕后与读者对话，对“本格推理”各项元素大肆嘲讽了一番，令人拍案叫绝。虽然以《守则》那个特异的结局来看，名侦探天下一似乎很难有再登场的可能性，但在本书《名侦探的枷锁》这名字又出现了，喜爱前作的读者自然是期待万分。

然而若将《枷锁》视为《守则》的续作，认为东野会在本书再次展现甚么谐拟趣味，读完或许会有期待落空的感觉，因为调性完全不同。与其说是利用本格推理的元素，不如说是针对本格推理本身，藉主角之口抒发作者当前的创作意向与感怀。

为何东野会写出这么一部作品？为何要用“名侦探天下一”当主角？

要回答这些问题，得从作者的创作年表看起。

告别怀念的乐园

东野圭吾的出道作，众所周知是一九八五年的《放学后》，该作以发生在校园的连续杀人为主轴，也使用了密室诡计，是典型的本格推理。此后直到一九九○年为止，作品多以揭开凶手、手法的谜团为导向，尽管出现如《鸟人计划》、《布鲁特斯的心脏》这种较有变化性的谜团，仍是以解谜、意外性为主体的故事。

东野那时的作品不时会出现封闭空间、密室、童谣等元素，富有本格推理的幻想趣味。日本推理小说界当时正值新本格方兴未艾，东野多少有受其影响，即使不若新本格作家那般浓厚，多少带有一些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到了一九九○年的《宿命》，他的风格为之一变，摆脱浪漫本格的审美观。他在该作相关的杂志访谈中提到：“发生杀人事件，出现诡计，凶手是意想不到的人……只存在如此意外性的作品已变得有所不足。即使被说‘不是推理小说’也好，我想避免写成那样的作品。”

从这点来看，《宿命》或可称为“后期东野”的创作原点。自该作以后，即使他还是会不时书写本格推理，却也会发表社会性、故事性强但谜团不显着，推理成份薄弱的作品，像是一九九一年《变身》、一九九二年《美丽的凶器》。

到了一九九三年的《同学》，尽管是作者自《放学后》以来睽违的校园推理，但他也这么说：“为避免落于俗套，我动用所有的想像力，但倒是没打算在诡计上作文章，而以写实为目标。坦白讲，我视这部作品为自己最大的转捩点。”（引用自散文集《大概是最后的招呼》）

这时的东野，或许已经怀着如本书主角所述“这个世界无法让我满足”、“离开心灵游乐场”的心情，向本格推理缓缓挥手道别。此后本格的比例锐减，之后的作品即使有着本格形式，也都像是如《名侦探的守则》或《谁杀了她》这种带有实验意味的特异之作。

一九九六年《守则》出版后，该年十月东野又发表本书《枷锁》，道尽他对本格推理的想法。对他而言，那是不得不离开的乐园，却又充满怀念，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还能回到那个世界。

也因此，即使作者在《守则》的结尾那般残酷地对待天下一，企图“逃离他的束缚”，到了《枷锁》仍化身为“我”，披着“名侦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