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键就在于某种森严的等级。他常常跟安妮讲：员工多达三万的办公大楼能够顺畅运转数十年，靠的就是蚁穴般严格规范的社会等级制度，并且其大小犯罪和社会动荡都近乎于零。这种建立在小型部落飞地[1]之上的新型社会秩序已在大厦里初露端倪，不甚明朗但绝不会叫人误判。这深深吸引着罗亚尔。他是决心要留下的。无论将要到来的是什么，无论会有怎样针对他的反抗，他都希望是由自己来迎接它的降临。实际上，只这一点，就已经让他再也不打算把这大厦里的日益狼藉告诉给自己的各位前同事了。他还一再告诉自己：摩天楼眼下的崩溃所标志的很可能是他日的成功，而非失败。不知不觉，他已经赋予了这些人一个得以逃往新生活的手段，和一种即将成为未来所有高层建筑范本的社会模式。

不过，将两千住客引向他们新的耶路撒冷，这个梦想对安妮来说没有任何意义。空调和供电每况愈下，独自在大厦里走动都开始变得很不安全。她告诉罗亚尔，走吧。安妮利用罗亚尔对她的关心，利用他对大厦崩溃的自责，很快说服他必须离开。

罗亚尔走进妻子的卧室，想知道她收拾行装的进展如何。两个大衣箱，大小数只手提箱，还有首饰盒和化妆箱开着盖子堆在地板和梳妆台上，简直成了箱包店的展示。安妮正在梳妆镜前，在一只手提箱里拿进拿出各种东西。近来，罗亚尔注意到她总是刻意在自己四周摆上各种镜子，就好像这样复制自己就能给她带来什么安全感。安妮总是理所当然地认定这世上本该恭敬待人。最近这几周，哪怕是这尚且较安全的顶层寓所，她也愈发觉得不堪忍受。她性格里那些孩子气的成分又开始冒出来了，就好似被迫列席疯帽子夸张的茶会一般，她这位不很情愿的爱丽丝正别别扭扭地调整自己的举止，以配合周遭的氛围。每天，下到35层餐馆的这一路已经变成了折磨，唯有永远离开公寓楼这个念想让她坚持着。

她站起身，给了罗亚尔一个拥抱。像往常一样，她用双唇触碰着他前额上的伤，就好像借这疤痕就能一览两人相差的这二十五个年头，能用它开启罗亚尔生命中她所不知道的部分。事故之后的康复期里，不管罗亚尔是在套间的窗前坐着，还是在健身机上锻炼，他都发现她对他的伤是那么着迷。

“好乱哦。”她低头看着杂乱的行李，眼睛里闪着希望，“我可能还要一个小时吧——你打电话叫计程车了吗？”

“我们至少需要两辆。现在司机都不愿意等客了，等我们真站到了门口，再打电话叫车吧。”

他们各自的车停放在最靠近大楼的那一排，都已被低楼层的住客破坏，挡风玻璃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