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土司之制定矣。明既因元旧，而开国以后亦颇以兵力建置，其官名多仍元代，曰宣慰司，曰宣抚司，曰招讨司，曰安抚司，曰长官司，率以其土酋为之，故名土司，但亦往往有府、州、县之名错出其间。嘉靖间，定府、州、县等土官隶吏部验封司；宣慰、招讨等土官隶兵部武选司。隶验封者，布政司领之；隶武选者，都指挥领之。文武相维，比于中土，盖成经久之制，与前代羁縻之意有殊，但终与内地郡县有授任之期、有考绩之法者不同，故与郡县相别叙述。其立为专传，为《明史》之特例者三也。

附　明代系统表

史家记载历代帝皇，有年号，有庙号，有谥法，有陵名。述史者举某一朝之事，任举其一端，或称年，或称庙，或称谥，或称陵。文法不一，所当熟记。又世次之先后，各帝即位之年，享国之数，及其干支之纪岁，任举其朝某事，一屈指而得其上下之距离，时代之关系，所谓知人论世不可少之常识。兹就明代历帝以表明之，冀便记忆。

第一章 开 国

中国自三代以后，得国最正者，惟汉与明。匹夫起事，无凭借威柄之嫌；为民除暴，无预窥神器之意。世或言明太祖曾奉韩林儿龙凤年号，为其后来所讳言，此不考史实而度以小人之心者也。明祖有国，当元尽紊法度之后，一切准古酌今，扫除更始，所定制度，遂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渐废弛则国祚渐衰，至万历之末而纪纲尽坏，国事亦遂不可为。有志之人屡议修复旧制，而君相已万万无此能力，然犹延数十年而后亡。能稍复其旧制者反是代明之清，除武力别有根祗外，所必与明立异者，不过章服小节，其余国计民生，官方吏治，不过能师其万历以前之规模，遂又奠二百数十年之国基。清无制作，尽守明之制作，而国祚亦与明相等。明主中国二百七十七年，清主中国二百六十八年。故于明一代，当措意其制作；措意明之制作，即当究心于明祖之开国。

第一节 太祖起事之前提

附群雄系统表说

《明史》断代起于洪武元年，而叙明事者不能以洪武纪元为限，当以太祖起事之始为始。《史》、《本纪》如此。陈鹤《明纪》，自注起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夏燮《明通鉴》起至正十二年，皆与《本纪》相应合。夫言明一代之史，除一支一节之纪述不可胜数外，自以正史为骨干。而变其体，则有《纪事本末》、有编年之《纪》及《通鉴》。《纪事本末》成于《明史》之前，其取材不限于《明史》。后来《明史》既成，清代又以敕修名义成《通鉴辑览》之《明鉴》及《纲目三编》。《明纪》及《明通鉴》乃敢准以下笔。清代之治《明史》者终不免有应顾之时忌，此俟随时提清。今欲知史之本义，莫重于为法为戒。人知明之有国，为明驱除者群雄，不知群雄亦当时之人民耳。何以致人民起而称雄，颠覆旧政府，而使应时而起者得取而代之？此非群雄之所能自为，乃统治人民之元帝室迫使其民不得不称雄，不得不群雄中造就一最雄者而与天下更始也。叙群雄者，以至正八年起事之方国珍为始。其实民得称雄，已为较有知识、较有作用之健者，其人已不肯冒昧首祸犯令于清平之世，一皂隶缚之而遂就法，盖已知纲纪尽弛，行之可以得志而后动也。故推元末之乱本，不能不溯元室致乱之故。

元之武力，自古所无，大地之上，由亚而欧，皆其兵力所到，至今为泰西所震惊。乃人中国不过数十年，遂为极散漫、极脆弱之废物。其故维何？所谓“马上得之，马上治之”。不知礼法刑政为何事。凡历朝享国稍久者，必有一朝之制度。制度渐坏，国祚渐衰。有经久难坏之制度，即有历久始衰之国祚。有周之制度，即有周之八百年；有汉之制度，即有汉之四百年；唐宋皆然。惟元无制度，其享国即在武力之上，其能钳制人民数十年而后动者，即其武力之横绝历代也。元之无制度，若但为其书不传，则亦正有《元典章》等传本，岂知元即有因袭前代之文物，元之当国者正绝不行用。此当从《元史》中于奏疏文求其反证，乃可得之。

顺帝至正三年，监察御史乌古孙良桢以国俗父死则妻其后母，兄弟死则收其妻，父母死无忧制，遂上言：“纲常皆出于天，而不可变。议法之吏乃云：‘国人不拘此例，诸国人各从本俗。’是汉人、南人当守纲常，国人、诸国人不必守纲常也。名曰优之，实则陷之；外若尊之，内实侮之。推其本心，所以待国人者不若汉人、南人之厚也。请下礼官有司及右科进士在朝者会议。自天子至于庶人皆从礼制，以成列圣未遑之典，明万世不易之道。”奏人不报。又至正十五年正月辛未，大鄂尔多儒学教授郑咺建言：“蒙古乃国家本族，宜教之以礼，而犹循本俗，不行三年之丧；又收继庶母叔婶兄嫂。恐贻笑后世，必宜改革，绳以礼法。”不报。元至至正，已为末一年号，不过数年，濒于亡矣，而犹以夷俗自居，曰“列圣未遑之典”，可知开国以来无不如是。其曰“议法之吏”，则固未尝不言立法，惟法特为汉人、南人设耳。

元之国境广大，民族众多，蒙古谓之国人，中国本部谓之汉人，自余谓之各国人，亦云色目人。色目之中，西藏亦一色目，而又以信佛之故，纵西僧为暴于国中。录《元通鉴》一则为例：

武宗至大元年戌申正月已丑，西番僧在上都者，强市民薪，民诉于留守李璧。璧方询其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