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几百次。我用过“蔚蓝”和“湛蓝”和“晶莹”和“跃动”和“灰暗”和“白浪”和“不祥”和“险恶”，甚至“群青”。

而且我见过阳光“在暗淡大海里照出银色水池”的现象几十次或几百次，却从来没想过要运用在我的小说里，不管有没有搭配狄更斯挑选来描述这种景象那些快速、确定又有点儿模糊的齿音。

然后，狄更斯甚至没有停下来喘口气(甚至没有拿笔去蘸墨水)，紧接着又让港口的薄雾往上飘到艾瑟肩膀的高度，写道：“这些船明亮了，又进入阴影，而后变化……”就在那个时候，我受甲虫驱策的烦乱视线掠过这简短句子里的这几个字，当下就醒悟到，就算我活到一百岁，就算我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依然保有创作能力，我也永远不可能像他那样思考、那样写作。

那本书本身就是风格，那风格就是作者，那个作者就是——已故的——查尔斯·狄更斯。

我把那本昂贵、作者题字、摩洛哥山羊皮装订、金箔包边的《荒凉山庄》扔进嘀嗒、咔嚓、啪啦、咯咯响的他妈的火堆里。

之后我上楼回到卧房，扯掉身上的衣裳。我的衣服都被汗水浸湿了，直到今天我仍然敢发誓，我除了在衣服(连内衣都逃不过)上闻到坟前鲜花那叫人无法忍受的甜香，也嗅到堆在一旁、准备掩埋——填满最后虚空——那口等待着的(等待我们大家)橡木棺材的坟土那更为甜腻的气息。

全身赤裸、纵声狂笑、大吼大叫(我忘了我喊了什么或为什么笑)，我摸索出那把钥匙，再摸索着打开那些不可或缺的锁，取出黑彻利的手枪。

手枪比平时更沉重，那些子弹正如我再三反复对你描述过的，仍然在它们的窝里。

我用拇指将愉悦的击锤往后拨，再把枪口的铁环抵住我汗湿的太阳穴。这时我想起来，软腭：通往大脑最柔软的途径。

我准备将那根长长的金属阳具塞进我嘴里，却办不到。我没有放松击锤，直接将那没用的劳什子扔进衣柜里。枪没有走火。

接着，在沐浴或穿上睡衣睡袍之前，我坐在卧房里的小写字桌旁，靠近当初另一个威尔基誊写黑暗国度诸神梦境时常坐的那张椅子，写了一封简短却非常明确的信，放到一旁等待隔天亲自，而非邮寄送达。之后我总算去沐浴、上床、入睡，管它什么甲虫不甲虫。

我没锁前门、开窗揖盗：假使真有任何盗贼胆敢侵入祖德老爷亲自驾临过的屋子行抢的话。楼下的蜡烛、煤油灯和壁炉里的火都还在燃烧。我烧完《荒凉山庄》以后，甚至没有把防火板放回原位。

1870年6月14日那天晚上，不管我还知道些什么，我毫不怀疑地相信我注定不会被烧死在失火的房子里。

第五十二章

1870年7月第四天，就是我女儿玛丽安满周岁那天，我提早结束工作(我在改编《夫妇》的剧本)，搭傍晚的火车到罗切斯特。我带着一个绣花沙发抱枕，是马莎刚搬来伦敦时做来送我的。火车上几个孩子看见我提着手提箱又拿抱枕，笑嘻嘻地指指点点。一个将近四十六岁又七个月的老头子，童山濯濯、胡须花白、视力模糊，带抱枕出门恐怕有些生理上的缘由，连毛头小子都觉得荒谬到不便开口探询。我也报以微笑，对他们晃晃手指作为回应。

到了罗切斯特，从车站到大教堂那一千五百米左右的路程我选择步行。狄更斯最新一章《艾德温·祖德疑案》已经上市了，罗切斯特与大教堂和紧邻的墓园——以粗糙的手法伪装成“克罗斯特罕”和“克罗斯特罕大教堂”，就跟出现在前后几页那个老是忘记自己戴着超大假发的狄克·德彻利一样——已经在眼尖的读者心里引发文学与悬疑的共鸣。

太阳刚下山，我拿着抱枕和手提箱等待最后几名游客——两个怪里怪气地手拉手的神职人员(他们显然是来墓园用木炭描画墓碑上的雕刻字迹的)——走出敞开的大门，往镇上和火车站方向走去。

远处墓园后侧传来两个人的声音，但他们的身影被墓园起伏的地形、周边树木和屏障湿地草丛附近贫民区的浓密树篱遮挡，甚至被托马斯·塞普席先生这种自大又缺乏安全感的人建立的那些较为高耸的墓碑所掩蔽。托马斯·塞普席先生至今依然活生生走来走去，神气活现地欣赏他过世妻子纪念碑似的墓石上的冗长碑文(当然由他亲手撰写他自己的事迹，再交由那个以镌刻纪念碑为主业的五颜六色石匠德多尔雕在石碑上)。我应该说清楚，如今神气活现的托马斯·塞普席先生只活生生走在那本提早陨落的连载小说《艾德温·祖德》里，这本小说的早夭命运就跟五年又不到一个月前那列下午二点三十八分从福克斯通开往伦敦的特快车一样，一头栽进斯泰普尔赫斯特高架铁轨的缝隙，停也停不住。

“这点子蠢透了。”有个男人在咒骂。

“我觉得应该会很有趣，”是女人的声音，“夜晚的海边野餐。”

我在距离那对拌嘴夫妻不到六米的地方停下脚步，藏身一座高耸厚实的巨无霸大理石碑后面，那是一座颇有塞普席风格的方尖碑，碑上的姓名(某位反正早已被人遗忘的地方官员)经过盐分、雨水和海风的侵蚀，已经模糊难辨。

“在他妈的骨头堆里他妈的野餐!”那男人高声咆哮。任何不感兴趣(又距离遥远)的人无意中听见，都会觉得这男人从来不曾为自己的嘶吼声难为情。

“你看看这块……石头……多适合当桌子，”那个女人嗓音略显疲惫，“你先坐下来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