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到来年开了春，这样，他就最后还参加了院里的一次集体郊游——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也跟着去了，去弗吕拉山谷观赏瀑布……干吗“最后还”？难道以后他就不在了吗？——是的，不在了。——他走啦？——又对又不对。——什么又对又不对？拜托，别卖关子好不好！人家知道自我克制。约阿希姆·齐姆逊少尉不是死了吗？更别提其他许多不足道的死之舞者啦。面目不清的佩佩尔科恩这么说也让恶性疟疾撂倒了？——不，他没有这样，可干吗这么着急呢？生活和讲故事始终得遵循一个原则，那就是没有什么事情是一蹴而就；人由神所决定的认识事物的形式，永远不可抗拒！至少在咱们故事的性质允许的范围内，让咱们尊重时间的法则吧！事实是已经尊重得很不够，简直到了手忙脚乱的地步！或许这么讲太夸张了，那就改说搞得急急忙忙的吧！一颗小小的指针计量着我们的时间，嘀嘀嗒嗒地仿佛计算着一秒又一秒，它冷冰冰地，永不停息地，跳过一个黑点又一个黑点，每跳一次只有上帝才知道意味着什么。可以肯定的只是，我们在这山上已经呆了好几年，呆得已经脑袋发晕；因为这里虽然没有鸦片和大麻，却是个罪恶的所在，道德法庭将替我们作这样的宣判，——然而，我们竟有意让清明的理智和严谨的逻辑，去面对最糟糕的迷茫蒙昧状态！应当承认，我们不是偶然挑选了纳夫塔和塞特姆布里尼这样的思想者来打交道；要不然，围绕着我们的恐怕就净是些佩佩尔科恩似的糊里糊涂的人。这样一来，自然会形成一个对比；而对比的结果，在某些方面，尤其是在规格尺寸这一点上，又不能不说对后来的这个人物更有利。甚至就连躺在自己房间阳台上的汉斯·卡斯托普，也作如是观，也不得不对自己承认：那两位热衷于争夺他可怜的灵魂的教育家，在佩佩尔科恩身旁一站几乎变成了侏儒，以致他卡斯托普真想称两位雄辩家作“饶舌的小鬼儿”，就像这位国王在醉醺醺地作弄他时叫过他的那样。真是太好了，太幸运了，通过在山上接受封闭式教育，他也接触到了佩佩尔科恩这样一个真正地道的人物。

这个人物登上舞台是作为克拉芙迪娅·舒舍夫人的旅伴，也即作为一个巨大的干扰，当然本身就成了问题；不过汉斯·卡斯托普在作出评价时，并未因此头脑迷糊。我们重申一下，当他诚实地尊敬，甚至是勇敢地同情一个有品位的人时，他的确是不迷糊，——何况仅仅因为这人与那个在狂欢之夜曾经借给他一支铅笔的女人，把旅费放在了一起开销。这不合他的脾气，——在此我们完全应该估计到，在咱们的圈子里会有这位先生那位女士反感他的“无动于衷”，而宁愿见到他恨佩佩尔科恩，避免与此人接触，在心眼儿里称他为一头老蠢驴，一个连话都讲不清楚的老酒鬼，而不是在他发疟疾的时候去探望他，坐在他病床边和他聊天——“聊天”一词当然只适于形容卡斯托普对谈话的参与，大模大样的佩佩尔科恩则根本说不上，并在一个旅行者的求知欲望驱使下，来接受他人格的熏陶感染。可他就这么干了，而眼下我们据实陈述，也就不在乎有人可能联想到斐迪南·魏萨尔，联想到他曾经可怜巴巴地替卡斯托普抱双排扣的大衣。这样的联想毫无意义，咱们的主人公并非魏萨尔。装可怜相乃至痛彻肺腑不是他的事。他因此成不了“英雄”[10]，也就是说：他跟男人的关系不以女人为转移。我们仍旧忠于既不美化也不丑化他的实事求是原则，肯定地指出他没有为众人所左右。他没有在浪漫传奇的影响下对同一性别的人失之公正，失去在爱情方面增加阅历、接受教训的愿望，并非因为他有清楚、自觉的认识，而完全是出自纯朴的天性。他这样做可能叫女士们不高兴。我们相信舒舍夫人心里就禁不住恼火；从她嘴里不经意吐出来的尖刻评语——这句那句的具体内容暂且不表，就可得出如此结论。可也许正是卡斯托普的这一个性，使他成为了教育者很适合的争夺对象。

皮特·佩佩尔科恩经常病得下不了床；因此在那晚上玩儿牌和喝香槟之后马上病倒了，就丝毫不奇怪。那漫长而紧张的吃喝欢聚，叫所有的参加者都感不适，汉斯·卡斯托普也不例外，他头痛得很厉害；可是尽管有这点麻烦，仍未能阻止他去探视昨晚的东道主。在二楼的走廊里遇见那个马来仆人，他立刻让他进去向佩佩尔科恩通报，他回来说主人表示欢迎他光临。

他跨进荷兰人住的有两张床的卧室，将它与舒舍夫人的卧室隔开来的是中间的一个客厅。与“山庄”的标准病房比较起来，卡斯托普发现其优越在于更加宽敞，装饰也更华丽。圈椅里配的是缎面软垫，桌子的腿儿都是弯曲的，脚下铺着厚软的地毯，床铺也不是医院那种通常睡过死人但却卫生洁净的标准床，而也堪称豪华：床架是抛过光的樱桃木做成，包裹着黄铜饰件，两张床共有着小小一方蓝天也就是一顶华盖，但旁边却没有帐幔。

佩佩尔科恩仰卧在其中一张床上，红缎羽绒被上面摆着书籍、报纸和信函；老先生正戴着撑得高高的骨质夹鼻眼镜，在那儿读《电讯报》。挨着摆放在灯柜上的药瓶药杯，在他身边的一张椅子上放着咖啡具和半瓶红葡萄酒，也就是昨晚那种自然冒泡泡的酒。令汉斯·卡斯托普略感意外的是他没穿白衬衫，而套着件袖口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