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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他在平原上服过役,然后就死了。”
他自己也发现,“死”这个词又在他俩之间说了出来,而且是第一个得到强调的词。他还察觉,由于对他的母语德语不够熟练,站在他脑袋后边的她为表示同情就只能是轻描淡写:
“哦,糟糕。可惜啊。全死了?埋了?什么时刻?”
“已经好久了。他母亲已把他运下了山。他跟战时似的长了满脸胡子。下葬时曾鸣枪对他表示敬意。”
“他当之无愧。他是好样的。比其他人,其他某些人好得多。”
“是啊,他是好样的。拉达曼提斯老是说他性子太急。只是他身体不肯配合。肉体的反抗呗,用那些耶稣会士的话说。讲得好听一些,他总是用身体思考。可他的身体里偏偏又钻进一些不好的东西,与他的急性子作对。不过呢,肉体的自我消亡甚至毁灭,也比自我保存更合乎道德不是。”
“我看啊,有的人仍旧是个侈谈哲学的窝囊废。拉达曼提斯?谁呀?”
“贝伦斯呗。塞特姆布里尼这么叫他。”
“噢,塞特姆布里尼,我知道。就是那个意大利人……我不喜欢他。他的想法不近人情。”——头顶的声音懒懒地玩味着“人情”这个词儿,把它拖得长长的。——“他挺傲慢。”——重音又落在了“慢”字上。——“他不在了吗?我真愚蠢,我不知道,拉达曼提斯是什么意思。”
“某种人文主义的说法。塞特姆布里尼走了。这段时间我们广泛地讨论了哲学问题,他,还有纳夫塔和我。”
“谁是纳夫塔?”
“他的对手。”
“要是他的对手,那我倒想结识结识。——可我不是说过吗,令表兄如果企图回到平原上当兵去,那他就死定了。”
“是的,你有预见。”
“你想到哪儿去啦!”
长时间沉默。他毫无反应。他等待着,脑顶靠着椅子背,斜着眼睛准备迎接那嗓音重新出声,再一次没了把握,不知道她是否还在身后,担心那断断续续的琴声会吞没掉她离去的足音。声音终于又响起来:
“这么说,先生连表兄的葬礼也没下山去参加喽?”
卡斯托普回答:
“没有,我在这里跟他道了别,在他入殓之前,当时他脸上已露出微笑[3]。你不会相信,他的额头有多凉。”
“又来啦!对一个自己几乎不认识的女士,竟用这样的方式讲话!”
“难道你要我用人文主义的方式,代替近乎人情的方式?”——他竟不自禁地拖长着“人情”这个词,声调懒懒的就跟在伸懒腰、打哈欠差不多。
“别扯啦!——您一直在这儿?”
“是啊。我等着哩。”
“等什么?”
“等你呀。”
随着他头顶响起的笑声,说出来“傻瓜”两个字。
“等我!是人家不准你出院吧?”
“不,贝伦斯有次也让我出院,在勃然大怒的情况下。不过那只是强行离开罢了。因为除了中学时代留下的老病灶,你知道,贝伦斯又发现一处新的,它引起了我发烧。”
“你仍旧发烧吗?”
“是的,老是有一点儿。几乎总在发烧。时烧时停。但并非疟疾。”
“潜伏的疟疾吧?”
他沉默不语,紧皱着眉头,目光散乱迷茫。过了一会儿,他问道:
“你上哪儿去了?”
一只手拍了拍他的椅背。
“真没有礼貌!——我去哪儿了?哪儿都去过。莫斯科啊,”——那声音说“莫斯科”也拖声拖调,跟刚才的“近乎人情”一样。——“巴库啊,德国的一些温泉疗养地啊,西班牙啊。”
“噢,西班牙。那儿怎么样?”
“马马虎虎。旅途则不行。人都是一半的摩尔血统。卡斯提亚土地贫瘠,风景单调。比起那边山脚下的宫殿和修道院来,克里姆林宫美得多……”
“埃斯科里亚尔宫。”
“不错,腓利浦国王的宫殿。一群不近人情的建筑。我更喜欢卡塔罗尼亚的民间舞,萨尔达纳舞,吹着风笛伴奏。我也参加跳过。大家手拉手围成圆圈跳轮舞。整个广场全是人。这多么带劲儿。多么有人情味儿。我给自己买了一顶蓝色小便帽,当地老百姓中所有的男人和男孩全都戴的,差不多像菲斯帽,像博伊纳帽[4]。除了其他场合,我在静卧时也戴。先生可以评判一下,看我戴着合不合式。”
“那一位先生?”
“坐在这把椅子上这位。”
“我想该是荷兰绅士佩佩尔科恩吧。”
“他已经评论过了。他讲,我戴着挺迷人。”
“他这么讲?讲完了?一句话得讲完,好让人听明白不是?”
“唉,看起来,有人不高兴,有人想出气,想尖酸刻薄。有人企图挖苦别人,这人比他自己更大度,更优秀,更富人情味儿,而他呢……再加上他那出生在地中海边上的爱耍嘴皮子的朋友……可是我不允许有人对我的朋友——”
“你还保存着我内部的肖像吗?”卡斯托普语气忧伤地打断那嗓音。
她笑了。“我得找一找喽。”
“我这儿可带着你的。而且在五斗橱上还立着个小小的相框,夜里好把它——”
他讲不下去了。佩佩尔科恩站在他面前。这老头在找他的旅伴,进门以后就站在了椅子跟前,看见坐在上面的人正背着脸跟她扯淡,——他像座塔似的立着,而且是近在汉斯·卡斯托普的脚边上,叫这位梦游患者也一下子清醒了,觉得该站起来客气客气,然而仅仅夹在前后两个人之间,想从他那椅子上站起来却挺困难,——他只得横着往外挤了一些,这样所有人才得以三角鼎立,中间围着那把椅子。
舒舍夫人按照西方的礼仪要求,把“先生们”彼此作了介绍。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