受到死的庄严祝福似的。

塞特姆布里尼希望自己没有估计错，汉斯·卡斯托普讲这种话只是想让他去纠正他。他讲，在抵御这类精神传染病时，年轻人会发现他塞特姆布里尼永远准备向自己伸出援助之手。汉斯·卡斯托普讲“活得带劲儿”？并且用一种轻蔑的口气？如果换成另一个词儿：“活得有价值！”[36]——把这两个概念结合在一起，对他就会构成真正的、美好的秩序。“活得有价值”，自然而然地稍稍加以联想，就会想到“值得爱的”、“可爱可亲”、“友好和睦”这些词，因为它们的意义太相近了，简直可以说只有对于生活真正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爱的。对生活真正有价值的和值得爱的，这两者加在一起，才构成我们称之为高贵的东西。

汉斯·卡斯托普认为有意思，很值得一听。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生动形象的理念，他说完全让他服了。因为你想怎么讲，就可以怎么讲，例如，可以讲生病是一种提高了的生命状态，有了实在的可以琢磨的东西。至少可以肯定，疾病强调和突出了肉体的重要性，好像突然让人退回或者退化为肉体，从而大大降低乃至于消灭了人的尊严，因为它把人贬低成了单纯的物体。因此，疾病是非人性的。

疾病是极符合人性的，纳夫塔立即反驳；须知是人就会生病。不错，人从本质上讲就是病态的，正是他的病态使他成其为人；谁想使他变得健康，让他与自然和解，让他“返归自然”——事实上他却从来也不是自然的——以及今日形形色色的卢梭信徒，诸如再生论者、生食素食者、露天生活者和日光浴者在那儿一个劲儿搞的那些名堂，结果都只能变人为非人，变人为野兽……什么叫人性？什么叫高贵？精神，是精神使人高度地脱离自然，使这种自觉与自然对立的造物明显地优越于其他所有的有机生命。也就是说，人的尊严和高贵存在于精神之中、疾病之中。一句话，他越是病得厉害，就在越高的程度上是人；比之健康的守护神，疾病的守护神更加富于人性，令人不解的是，有位自称为人类之友的先生竟然闭眼不看这些基本的真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侈谈进步，可又仿佛不知道，进步如果存在，就该归功于疾病，也就是说归功于天才——天才正是疾病，而不是任何别的什么东西！他仿佛不知道，在所有时代，健康人都是靠着病人取得的成果活着的！有那么一些人，他们自觉自愿地生病和发疯，以便为人类获取知识；这些通过疯狂获取的知识变成了健康，在当初的英勇牺牲之后，占有和享用知识和健康就不再以疾病和疯狂为前提了。这真正是伟大的献身，就像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上……

“啊哈，”汉斯·卡斯托普暗忖，“你原来并非正统的耶稣会教士，瞧你这些推论，瞧你对耶稣上十字架的诠释！现在清楚了，你为什么没当上神父，（肺上）有浸润点的病弱的耶稣会士！喏，咆哮吧，雄狮！”他心里想的是塞特姆布里尼。这一位也真的“咆哮”起来，称纳夫塔所主张的一切全是欺人之谈，全是诡辩，只会造成世人头脑的混乱。“您可敢讲，”他冲着对手大声吼道，“您可敢讲，可敢以一个教育者认真负责的态度，对着富于可塑性的青年的耳朵直言不讳地讲：精神即是疾病！真的，您这样子将鼓起他们投奔精神的勇气，争取他们信仰精神！另一方面，您宣布疾病和死亡为高贵，健康和生存为鄙俗，——这也是您敦促您的学生造福于人类最稳妥的方法！确实，罪过呀！”塞特姆布里尼像位骑士似的捍卫着健康和生命的尊严，自然所赋予的尊严，不需要为精神担心的尊严。他喊出：形态！纳夫塔便趾高气扬地对之以逻各斯[37]！可塞特姆布里尼不屑于知道什么逻各斯，便说：“理性。”这时，逻各斯的崇奉者又以“激情”与之抗衡。真是乱七八糟，东拉西扯。“客体！”这个说；那个讲：“自我！”临了儿，甚至一方大谈“文艺”，一方大讲“批判”，不过翻来覆去谈得最多的还是“自然”和“精神”，还是哪一个更高贵的问题，“更有贵族气派的问题”。

然而，谈过来争过去，却未理出任何头绪，澄清任何问题，就连争论双方本身也是如此。因为一切不仅相互反对，还相互搅和；不只是对手之间彼此批驳，他们也经常自相矛盾。塞特姆布里尼对“批判”发出礼赞的次数够多的了，但最后却又将其反面——这就该是“文艺”啦——当作高贵原则加以肯定。纳夫塔呢，不止一次充当“自然自觉”的捍卫者，反对塞特姆布里尼将自然贬斥为“愚蠢的力量”，纯粹的既定事实；在它面前，理性和人类尊严不该自惭形秽，但同时又站在精神和“疾病”一边，认为只有这儿才找得到高贵和人性。反之，塞特姆布里尼又一变而为自然和健康的辩护士，压根儿想不到什么解放。是的，在“客体”与“自我”的问题上也不见得好一点，简直是同样的杂乱无章，而且程度更严重，以致谁也弄不清楚，两人中哪个是虔诚的教士，哪个是自由主义者。纳夫塔正言厉色地禁止塞特姆布里尼先生自诩为“个人主义者”，因为塞特姆布里尼否认上帝与自然之间存在矛盾，把人的问题，把个人内心的冲突，单单理解为个体与集体利益的冲突，坚持一种与生活紧密联系的资产者的道德观。这种道德观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最终只是平平庸庸地追求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