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只要意大利人还热衷于宣扬这样的情感，纳夫塔便会搬出基督教的世界主义来对抗，说他乐意称世界的每一个而不是单单某一个国家为祖国，并斩钉截铁地重复一位叫尼克尔的教团将军的话：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将确定无疑地导致基督之爱的死亡”。

很显然，是从禁欲苦行的观点着眼，纳夫塔才称对祖国的爱是“一场瘟疫”——因为，苦行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有着无所不包的含义；在他看来，与苦行和上帝之国背道而驰的事物真叫比比皆是！不只对家庭和故乡的眷恋是这样，对健康和生命的珍惜也属此列。当意大利人文主义者侈谈和平与幸福的时候，他正是以上面的理由对他进行指责。对肉体的珍爱，喜欢肉体的舒适，都遭到他大肆非难。他不留情面地对塞特姆布里尼指出，哪怕对生命和健康有一丁点儿重视，都是市民地道的反宗教行为。

一天，已经临近圣诞节，在踏雪散步去到“村”里和返回的途中，由这样一些分歧衍生出了一场关于健康和疾病的大论战，而且所有的人都参加了：塞特姆布里尼，纳夫塔，汉斯·卡斯托普，费尔格和魏萨尔——全都有点儿头昏脑热，都因在严寒中行走和谈话而激动，而麻木不仁；没有例外，全都有点儿哆嗦颤抖，不管他们是像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似的积极参加辩论，还是多半在旁听，只是偶尔插那么一两句话。总之，所有人全兴致勃勃，以致忘乎所以，常常走着走着就停下来，形成又比又划、七嘴八舌地忙忙乎乎的一群，挡住了去路，对其他行人全不在意，有的行人只好兜着圈子绕过他们，有的则同样停住脚，尖起耳朵，惊奇地听着他们天南地北地争个没完。

论战原本是由卡琳引起的，这位手指尖开了口的可怜的姑娘，前不久死了。汉斯·卡斯托普对她病情的突然恶化和死一点也不知道；否则，他便会以病友的身份去参加她的葬礼——何况他原本是喜欢葬礼的，他自己也承认。只是院里的保密规定，使他知道卡琳的去世太晚，等他得到消息，她已经在那个有一座顶着歪歪的雪帽子的小石膏像的园子里，被放平身体，永远地安息了，……汉斯·卡斯托普说了几句表示哀悼的话，就引起了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谈兴，开始对他扶贫济困的活动，对他去看莱拉·格尔恩格罗斯小姐，看无事忙罗特拜恩先生，看肥胖的齐默尔曼太太，看那位“两个全都”夫人好吹牛皮的儿子，看死得很痛苦的纳塔莉娅太太等等，大肆加以讽刺，最后还加上一句，说他很可惜那些珍贵的花，汉斯·卡斯托普竟然拿它们去讨好这帮既无希望又可笑的混蛋。汉斯·卡斯托普却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