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一些个‘个人权利’，一些所谓自由，全部就这么多。反之，那种以承认个体在宇宙和星象学中的重要地位为出发点的个人主义，那种非社会意义而是宗教意义的个人主义——它不是从自我与社会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而是从自我与上帝、肉体与灵魂的矛盾中体验到人性——这样一种真正的个人主义，它与最富约束力的集体也会是十分谐调的……”

“它是无名的和属于大众的。”汉斯·卡斯托普说。

塞特姆布里尼睁大眼睛瞪着他。

“您别搭腔，工程师！”他口气严厉地喝道。由此可见，他已非常神经质，已非常紧张。“您只管了解情况，可别发明创造！——那是一个回答。”他又把脸转向纳夫塔说，“它不令我信服，可仍算一个回答。让咱们来仔细研究一下所有的结论吧……您那基督教共产主义在否定工业的同时，就否定了科学技术，否定了机器，否定了进步；在否定您所谓的商业的同时，在否定金钱和远比古时候农业、手工业受重视的金融业的同时，就否定了自由。因为很明显，明显到了触目惊心：那样一来，正如在中世纪所有公私关系都依附于土地一样，包括人格在内——这话我很难出口——人格也曾依附于土地。只有土地能养活你，因此也唯有它可以赋予你自由。工匠和农民，不管他们如何受尊重，反正不占有土地，便只能是土地占有者的农奴。事实上，直到中世纪后期，甚至连城市的大部分居民也仍然由农奴组成。在辩解的过程中您是说过这样那样标榜人类尊严的话，可与此同时，您却维护一种必将使个人丧失自由和尊严的经济道德。”

“尊严和失去尊严的问题是可以谈清楚的，”纳夫塔应道，“可暂时我会感到满足，要是在这个地方您能够不把自由当作一种非常美好的姿态，而是作为一个问题来理解的话。您刚才断言，基督教的经济道德美固然美，人道固然人道，却造就了失去人身自由的农奴。我相反却要指出，自由问题，更确切地说城市的问题——这个问题总是极富于伦理性质，从历史发展看则是与经济道德的非人化蜕变，与现代商业和投机业的种种恶行，与金钱的魔鬼统治紧紧纠缠在一起的。”

“我必须始终坚持一点，就是请您别老是模棱两可，闪烁其辞；我请您清楚地、明白无误地表明一下您对那个最黑暗反动的学说的态度！”

“走向真正的自由和人道的第一步，应该是克服在‘反动’这个词面前感到的胆战心惊的恐惧。”

“得，这就够了。”塞特姆布里尼声音微微有些颤抖地宣布，同时把本来已经空了的杯盘从面前推开，从套着绸罩子的沙发中站起身。“今天就算够了，对于一天来说我看够了。谢谢您美味可口的款待，教授，谢谢您富于启迪的谈话。我这两位‘山庄’的朋友该回去接受治疗啦。我希望，在他们走之前能再领他们上去看看寒舍。请吧，先生们！再见，神父！”

现在他甚至管纳夫塔叫“神父”！汉斯·卡斯托普眉毛一扬，注意到了这个插曲。塞特姆布里尼提出散会，想拉走表兄弟俩，根本不问一问纳夫塔是否也乐意跟着大伙儿上楼去——对这一切谁都未提出异议。年轻人同样向纳夫塔告别和表示感谢，接受了再来的邀请，随后便跟着意大利人走去；但在此之前，汉斯·卡斯托普还得到了那本他准备借回去看的书，已有些朽烂的硬面精装的《人生的苦难》。长着两撇给人一种酸楚印象的八字胡的卢卡切克仍然坐在工作台前，为那位老太太赶制带袖的裙子。塞特姆布里尼一行经过他敞开的门前，攀着简易的梯子向顶楼爬去。仔细一瞧，这哪儿算什么楼，简直就是个屋顶架；房盖内侧的下边，立着光秃秃的撑子，弥漫着夏天库房中的气息和木料晒热后发出的味儿。不过面积倒容得下两间小斗室，咱们共和主义的资本家便住在这里。小斗室一间作为《苦难社会学》撰稿者从事精神活动的场所，一间供他栖息。他兴致勃勃地向客人介绍着它们，称这个套房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为的是把恰当的词汇送到来客嘴边，以免他们在称赞起来时词不达意——两位年轻人异口同声地这么做了。真不错哩，哥儿俩赞叹道，自成格局，清静舒适，完全跟他讲的一样。他们先去瞅了瞅卧室，只见在阁楼角上摆着一张又窄又短的小床，床前铺着块拼镶小地毯；随后他们回到工作室，那儿的陈设同样寒碜，但却像接受检阅似的整整齐齐，甚至使人产生一种冷冰冰的感觉。笨重的老古董式样的椅子，数一下一共四把，坐垫是用草织的，对称整齐地摆在门的两边；还有一张长沙发也紧贴着墙，使得铺着绿台布的小圆桌独自占据房间中央的位置，显得孤零零的；桌上放着一个在颈口处点缀着玻璃卷花的水瓶，要么当作装饰，要么提供饮水，反正挺实际的。一些书籍，精装的和简装的，倾斜地彼此倚着靠着，在一个小小的挂在墙上的书架里。临着小窗，耸着一个台面可折叠的写字几，几腿又细又长；几前铺着一块小而厚的地毯，刚好够一个人站上去。汉斯·卡斯托普真站在上面试了试——这就是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办公桌，就是他从研究人类苦难的角度撰写和润饰他的百科全书的地方——还将胳膊肘支在倾斜的几面上，得出结论说，站在这儿还真是自成格局，清静舒适。他相信，当年塞特姆布里尼先生的父亲在帕图亚可能就这么站在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