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找到正确的答案。

1946年初国共双方刚刚进入东北的时候，实力悬殊极大。从当年的照片可以看到，国民党军是曾在缅甸作战的精锐部队，全部美式装备，进入沈阳、长春时队列整齐，器宇轩昂。而林彪的部队来自各解放区，人多枪少，衣衫破烂。东北老百姓把他们分别称为“黄八路”（原八路军部队）、“灰八路”（原新四军部队）和“土八路”（原冀东游击队）。国民党军神气地开进大城市。我军则处于无党组织、无群众支持、无政权、无粮食、无经费、无医药、无衣服鞋袜的“七无”状态，只能秘密展开，没有合法身份。四平之战后，国民党军在东北达到了强盛的顶点，我军则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然而一年之后，形势居然翻了过来，我军越战越强，国民党军则江河日下，直至1948年10月辽沈决战定了胜负。

历史是不会骗人的。就战争来说，一场战役的胜负或许有偶然因素，但从战争全局来说，胜负自有其中的道理，不是侥幸能够成功的。据我看来，国民党的失败主要是以下几个原因：

（1）国民党军在东北每接收一个城市，势必要分兵驻守。他们占的城市越多，兵力就越分散。而我军不计较一城一地的得失，始终坚持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方针。所以国民党的大部分兵力都成了呆兵，攥不起拳头；而我军则机动灵活，往来驰骋。

（2）国民党军作战，都是按照条令打堂堂之战，其正规化中也带着严重的僵化。我军则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我军发明了“一点两面”“四组一队”“四快一慢”“三猛”等一套新战术，故能以弱胜强。从过去的只能打游击战到能打正规的运动战、阵地防御战乃至大兵团的联合战役。

（3）国民党内严重的派系斗争，注定其不能团结一致。从杜聿明、陈诚到卫立煌，统帅部就是明争暗斗，在内耗中费的心血远超过打仗。而共产党内部虽然来自四面八方，却能团结一致、同心协力，从不计较地位名利。张闻天身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甘心去当一个小小的合江县委书记。请问国民党内能有这样的事吗？最明显的例子，就是辽沈战役的决策。当初蒋介石叫卫立煌把部队撤进关内，卫怕承担丢失东北的责任而拒绝。锦州战斗开始后，卫立煌坚持不让廖耀湘兵团西援，蒋介石又不干。如果国民党军或提前入关，或固守沈阳，解放战争的进程都将延长或胜负未卜。然而国民党统帅部的争吵浪费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使林彪在攻克锦州后，能掉过头来收拾廖耀湘兵团。

（4）共产党人的艰苦奋斗精神，是胜利的根本。1946年5月四平之战失利后，东北我军面临着最困难的处境。有些动摇分子逃跑了，叛变了，例如林彪的作战科长王继芳（黄与他谈过话，但译者把名字翻错了）。但多数人没有丧失斗志，而是深入农村，开辟根据地。陈云起草的东北局《七七决议》号召党员干部“走出城市，丢掉汽车，脱下皮鞋，换上农民服装，不分文武，不分男女，不分资格，一切可能下乡的干部要统统到农村中去”。两万多干部下乡搞土改，使农民分得了土地。广大农民转而支持共产党，使林彪的部队有了粮食和充足的兵员。而国民党军官则在大城市中过起了安逸的生活，结婚、置房产、吃喝应酬，抗战中养成的艰苦作风很快消失殆尽了。蒋介石十分清楚这一点，每次对将领们训话，都痛骂他们丧失了黄埔精神，骂他们不能像北伐时期那样勇敢作战。但无济于事，淮海战役后期，杜聿明集团被我华东野战军团团包围，杜召集将军们酝酿突围。凭着众多的坦克、卡车，不是没有希望。但团以下军官都不肯打，说：“要打，让军长们打，孤儿寡妇哭起来可怜。”就这样，整团整师的国军没有进行抵抗就崩溃了。

这就是历史。而失败的命运又无情地落在黄仁宇的头上。年轻时这段失败的军人经历，给他留下了太多的问号。为了探索其中的原因和更深层次的问题，他选择了研究中国古代史。他说：“内战在我心中留下了一些无解的问题，让我有时觉得矛盾不安。我转念历史系，原因之一就是要消除这些疑虑。”

历史常常有这样的巧合：真正有建树的历史学家，本人的经历就充满了坎坷不幸。司马迁《报任安书》中有段名言：“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坎坷的人生和丰富的阅历，是黄仁宇成为历史学家的特殊条件。历史与现实是密切相联的，现实生活的体验往往是研究历史的基础。黄仁宇说，他的历史观“不是单独在书本上可以看到的，尤其不仅是个人的聪明才智可以领悟获得的。我的经验，是几十年遍游各地，听到不同的解说，再因为生活的折磨和煎逼，才体现出来的”。他的研究方向首先选择了明史，选择了这个辉煌与衰败并存的时代，可谓意味深长。

心中有郁闷，才述往事、思来者。国民党的失败使黄的心灵受到了极大震撼。他承认腐败是国民党失败的主要原因，但这并不能解释一切。当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