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发地站起来，举出各种佐证。“琼斯先生，平生以来头一次，我学会了很多东西。”“琼斯先生，您为什么不一直这样上课呢？”我惊呆了。是的，我一直在用一种极端的方式向他们灌输信息，可他们却没有不适，接受了这一切，真是令人吃惊。同样让人吃惊的是，关于德国人的复杂和耗时的家庭作业同学们都完成了，甚至有人还进行了详细阐述。学习技能有了很大改进。他们在学习更多的东西，而且他们似乎想要得到更多。我开始认为学生们也许会做我所要求的一切事情。我决定一探究竟。

为了让学生直接进入行动，我给每个人都口头布置了一项任务：“你去设计‘第三浪潮’横幅。你负责阻止非本班学生进入该教室。我希望你到明天为止记住‘第三浪潮’所有成员的名字和地址，并能背出来。你负责训练，说服隔壁小学至少20名学生，让他们相信我们的坐姿对较好的学习效果来说是必需的。你负责读这本小册子，并在这节课结束前把内容告知全班同学。我希望所有人都给我一个你们所信赖并且想加入‘第三浪潮’的朋友的名字和地址……”

作为对这节直接行动课的总结，我要求学生们介绍新的成员。程序很简单：新成员只需现有成员推荐，并由我发放会员卡。接受卡片时，新成员要声明了解我们的规则，并宣誓遵守这些规则。这一要求激发了同学们的热情。

学校里充满各种猜测和好奇，影响波及每一个人。学校的厨师向我询问“第三浪潮”曲奇饼该是什么样子。我回答说，当然是碎粒巧克力那样子的。一天下午教师会议时校长过来，给我敬了一个“第三浪潮”礼。图书管理员就关于学习的横幅向我致谢，说她已经把这些条幅挂在了图书馆入口处。这一天结束时，已经有200多名学生被接受进来。我却感到高处不胜寒，有点害怕了。

我的不安主要来自小告密者之多。我只正式任命3个学生负责揭发不遵守规则的行为，却有将近20名学生给我打小报告：什么阿兰不敬礼啦，乔金对我们的实验有微词啦，不一而足。这种比率意味着过半的学生都认为自己有责任对班上的同学进行监督和揭发。在这纷沓而至的揭发中，一场真正的阴谋似乎正在酝酿中……

班上有三个女生把班上发生的事情告诉了她们的父母。这三个女孩子一直是班上最聪明的学生。她们是朋友，形影不离。她们心照不宣，在给她们提供学习和领导优势的学校环境中如鱼得水。在进行实验的这些天里，我一直好奇她们对班上形势的重组会做出什么反应。在实验中，她们所习惯赢得的奖励不复存在。实验不涉及质疑和推理的学习技能。在如火如荼的班级气氛中她们似乎不知所措，有些神伤。现在我回想起来，她们倒更像患有学习障碍的孩子。她们看着大家活动，很机械地参与其中。其他人迅速行动起来，她们却撤回身，观望着。

她们把实验的事告诉了父母，随之引发了一系列事件。其中一个孩子父母的拉比（犹太人用作尊称的词，先生，老师）登门拜访了我。他彬彬有礼，态度谦和。我告诉他我们只是在研究德国人的个性。他似乎很高兴，并告诉我不必担心，他会和孩子的家长解释，消除他们的疑虑。谈话结束时，我想象着这位拉比所经历过的诸多相似谈话：接受这些站不住脚的说教并要为此进行道歉。如果他发怒或者对情况进行调查，那么我就有了可以向学生展示的公开反抗的例子。可是他没有这样做。拉比成了实验的一部分。他对实验中的苦闷依然不甚了解，却成了同谋和倡导者。

到第三天结束时我已经筋疲力尽，处于崩溃状态。角色扮演和现实行动的界限趋于模糊。很多学生完全进入了“第三浪潮”成员角色。他们严格要求其他学生遵守规则，并威胁班上轻视实验的学生。剩下的则只是参与进来，承担起分配给自己的角色。让我记忆犹新的是罗伯特。罗伯特个头比实际年龄大，没有多少学习能力。哦，为了成功扮演自己的角色，他比我所知道的任何人都努力。他每周都会上交一份报告，都是一个字一个字从图书馆里的参考书上抄下来的。他和学校里很多孩子一样，不优秀，但也不惹麻烦。他们不聪明，进不了体育队，也不引人注意。他们很迷失，是隐形人。我认识罗伯特仅仅是因为他在教室里吃午餐。他总是一个人吃午餐。

然而，“第三浪潮”使罗伯特在学校里有了一席之地，至少他和其他人是平等的。他可以做点什么，参与进来，变得有意义。罗伯特做到了这些。周三下午晚些时候，我发现罗伯特在跟着我，于是就问他究竟在干什么。他笑了（我想不起来曾见他笑过），大声说：“琼斯先生，我想当你的保镖。我害怕你会发生什么事情。”

“可以吗，琼斯先生？”看着他满脸的确信和微笑，我无法说不行。我有了保镖。一整天里，他为我开门、关门，行走在我的右侧，还不停地对班上其他成员微笑、敬礼。我到哪里，他就跟到哪里。在学生不准进入的教务室里，我大口地喝着咖啡，他则一言不发，规规矩矩地站着。这是在“教师专属房间”，而他是一名学生，当一位英语教师过来询问的时候，他笑了，回答说他不是学生，是保镖。

自豪铸造力量

周四，我开始着手结束试验。我筋疲力尽，忧心忡忡。很多学生都做得过火了。“第三浪潮”已经成了他们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