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生说。“院长大人认为，无论哲学家们如何高谈阔论，地位和头衔还是会给人带来某些实在的好处。身为西班牙的重臣并非等闲之事。”

“我没有解释清楚”，院长喃喃地说。“正因为这个人卑微，无能，或许还无耻，他有的只是一副可以承受痛苦的躯体，一颗上帝本人倾注了自己鲜血的心灵，我才会关注他临终的痛苦。我听说三个小时之后，人们还能听见他的叫喊。”

“请注意，院长大人”，塞巴斯蒂安·戴乌斯说，他将自己的手按在修士的手上。“这个可怜人忍受了三个小时的痛苦，然而院长大人将有多少个日日夜夜脑子里浮现出他临终的场景？您对自己的折磨，甚于刽子手对这个不幸的人。”

“不要这样说”，院长摇头道。“这个看门人的痛苦和拷打他的人的狂暴充斥着这个世界，古往今来都一样。这并不妨碍它们是上帝永恒的目光注视过的一个瞬间。每一种痛苦和每一种恶行在本质上都是无穷的，朋友，它们在数量上也是无穷的。”

“院长大人就痛苦所说的话，也可以就欢愉而言。”

“我知道……我有过自己的欢愉……每一种纯洁的欢愉都是伊甸园的残余……然而欢愉不需要我们，塞巴斯蒂安。唯有痛苦需要我们的悲悯。当众生的痛苦终于向我们显现的那一天，我们就再也不可能有欢愉了，如同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在客栈里，受伤的人在他的身边流血，他就再也无法心安理得地饮酒作乐。我甚至再也无法理解圣人们在世间的安详以及他们在天国的真福……”

“如果说我在虔诚的语言里明白了什么，院长正在穿越他的幽暗之夜。”

“朋友，请不要将这种沮丧归结为在完美之路上经受的某种虔诚的考验，何况我并不认为自己走在这条路上……我们不如来看看人类的幽暗之夜。唉！我们抱怨世界的常态时，总担心自己弄错！然而，先生，我们让有些人的身体忍受折磨，在他们的过失之外又增添了绝望和亵渎，我们如何竟然敢将这样的灵魂给上帝送去？为何我们要让执拗、无耻和怨恨混入关于教理的讨论中，而这样的讨论，就像桑齐奥在教皇房间里描绘的圣体之争，原本只应在天上进行？……因为，说到底，假如国王去年屈尊俯就倾听了我们的贵族们的抗议；假如，在我们还是孩童的时候，教皇利奥发善心接见了一位无知的奥古斯丁会修士……在我们的一切机构一向所需的东西之外，我想说的是改革，他还想要什么……这个乡下人对教会的奢靡感到愤慨，我本人参观儒勒三世的宫廷时也有过同样的感觉；他责备我们的教会拥有过多的财富，他说得不错，而且这些财富并非完全用于为上帝效力……”

“院长并没有用他的奢华令我们目眩”，塞巴斯蒂安·戴乌斯微笑着插话。

“我拥有足够的舒适”，院长说着，将手伸向灰色的火炭。

“请院长大人不要出于心灵的高贵而过多考虑到对手”，哲学家想了一下说。“我憎恶只信奉一本书的人：路德所鼓吹的对《圣经》的崇拜，比很多被他视为迷信的活动更糟糕，宣讲靠信仰就可以得到救赎是贬低了人的尊严。”

“我承认”，院长吃惊地说，“不过，毕竟我们全都像他一样尊崇《圣经》，我们的全部功绩在救世主脚下都是微不足道的。”

“诚然，院长大人，也许正是这样让一个无神论者无法理解那些激烈的争辩。”

“不要影射那些我不愿意听到的事情”，院长低声说。

“我不说了”，哲学家说。“我只是注意到，德国的那些新教领主们像玩球戏一样对待起来反抗的农民们的脑袋，他们跟公爵的雇佣军不相上下，路德玩弄王公的把戏，跟格兰维尔红衣主教如出一辙。”

“他选择了教会，跟我们所有人一样”，院长疲惫地说。

外面下着漫天大雪。医生站起身来准备回施诊所，院长提醒他不太会有病人冒着这样的严寒天气来看病，护理修士在那里就可以了。

“让我对您坦承一些不会对教会人士说出的话，就像您会告诉我一个关于尸体解剖的大胆推测，却不会对一个同行说”，院长艰难地接着说下去。“我坚持不下去了，朋友……塞巴斯蒂安，基督降临以来，差不多一千六百年快要过去了，而我们如同躺在枕头上那样在十字架上沉睡……似乎救赎已经一劳永逸地完成了，我们只需要在这个世界上得过且过，要不然，至多不过完成自己的得救。的确，我们在宣扬信仰；我们带着它招摇过市；如果需要的话，我们为它祭献成千上万的生命，包括我们自己的。我们兴高采烈地迎接希望；而我们往往只不过用昂贵的价格将它兜售给虔诚的信徒。但是，谁会关心慈悲，除了几个圣人？而且，我一想到他们行善的方式是如此狭隘就会颤抖……然而，到了我这个年纪，身为修道士，过于柔软的悲悯之情常常令我觉得是自己天性中的瑕疵，应该与之抗争……我想，如果我们当中有一个人愿意殉难，不是为了信仰，信仰已经有了太多见证人，而仅仅是为了慈悲，如果他在广场上登上绞刑架或者站在柴堆上，或者至少站在最丑陋的受害者身边，也许我们就生活在另一片土地上，另一片天空下了……那样的话，最可恶的无赖或最恶毒的异端与我相比，也不会比我在耶稣基督面前更加卑微。”

“院长的梦想与我们炼金术士所谓的旱路或者捷径很相像”，塞巴斯蒂安·戴乌斯沉重地说。“简而言之，就是以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