吹号、女人们琢磨“多么久啊”的时候。那时候绳索就断了，扰乱她的平静，让她注意到肉体和一种自由得她都能闻到血腥味的东西；让她注意到它那在腰带下面的生命，以及它鲜红的口红。她从布道和社论中得知，那不是真正的音乐——只是黑人的东西：当然了，有害；没错，令人难堪；可是不真实，不严肃。

然而爱丽丝·曼弗雷德赌咒说她从中听到了一种复杂的愤怒，一种伪装成响亮而喧闹的诱惑的仇恨。但她最讨厌的是它的胃口。它对撞击与撕裂的渴望；一种漫不经心的渴求，盼望着一场争斗，或是给领带配上一枚红宝石领带夹——两样都行。它强颜欢笑，故作热情，却不能让她感到丝毫的慷慨仁慈，这种小餐馆、劣质酒、下等酒吧音乐。它搞得她在围裙口袋里攥紧拳头，以免自己一拳打碎玻璃窗，把世界抓在手里，因为它对她、对她认识和听说的所有人一次一次又一次干下的一切而将它活活捏死。最好关上窗户、放下百叶窗，在克利夫顿小区一所安静的公寓里流着汗忍受暑热，而不是铤而走险去打碎玻璃或高声尖叫，否则，恐怕就不知道在哪儿、如何停下来了。

我见过她从一家咖啡馆或者没挂窗帘的窗前走过，同时听到这样那样的话——“打我吧，可是别辞了我”——飘出来，眼瞅着她伸出一只手去拿八年前在第五大道向她抛来的那根安全的聚拢绳索，另一只手在外套口袋里攥成一个拳头。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做到的——用两种不同的手势来平衡自己。然而她并不是唯一这样尝试的，也不是唯一的失败者。想把第五大道的鼓声同那用钢琴弹出、又在每一部胜利牌留声机上回旋的“皮带扣”曲调分开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有些夜晚寂静无比，听力所及范围里没有一辆小汽车，没有醉鬼，也没有不肯消停的婴儿哭着要妈妈；爱丽丝随便打开哪一扇窗子都听不到任何声音。

她可能对这一片死寂的夜晚感到不可思议，便回去睡觉，可她刚把枕头更平整、更凉快的那面翻过来，一句她不记得从哪儿来的歌词就不期而至，在她脑海里自顾自高声唱了起来。“我年轻力壮的时候，每时每刻都能吃烤肉。”这是一些贪婪、轻率的字眼，无拘无束，令人愤怒，但又难以排遣，因为在这些字眼下面，像只手掌一样把无拘无束的东西凝聚起来的，是那令第五大道备受瞩目的鼓声。

当然了，她的外甥女没有这个问题。从一九一七年夏天起，爱丽丝就开始重塑她、纠正她；尽管多卡丝从圣路易斯东区到这里的最初记忆就是姨妈带她去看的游行，一种为她爸爸妈妈举行的葬礼游行，但她对它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