妒、又慌张的快乐藏在心底，从来不让女孩看出她有多么欣赏那些“在街上就准备上床”的衣服。她还把她的感觉告诉了米勒姊妹，她们为白天工作在外的母亲们带小孩。她们不需要说服，盼望“末日审判”已经盼了十二年了，现在时刻都在等待那甜蜜的解脱。她们掌握所有出售酒类的饭馆、餐厅和夜总会的名单，而且不以向警察举报老板和顾客为耻，直到发现这样的消息在缉私队不仅讨嫌，简直就是多余。

爱丽丝·曼弗雷德做得一手好针线，白天会应人家的请求去做活，晚上再到米勒姊妹那儿接小女孩回家。这时候，三个女人在厨房里坐下，一边喝着“泼斯吞（postum，一种不含咖啡因的热饮料，是咖啡的替代品。）”，一边针对“死到临头”的征兆哼一声、叹口气：比如，不仅是脚踝，连膝盖也完全露出来了；嘴唇抹得像地狱之火那么红；把火柴梗烧黑了涂眉毛；手指甲上染了血——你都分不出哪个是野鸡哪个是妈。而男人们，你知道，他们对着任何一个过路的女人肆无忌惮地大声说出来的东西，是不能在孩子们面前重复的。她们还拿不准，可她们怀疑那些舞蹈肯定是龌龊得不得了，因为音乐随着每一个主显灵的季节的更替变得越来越不像话。以前那些发自头脑、充实心灵的歌曲现在下作得令人发指，掉到了腰带和皮带扣以下的地方。歌越唱越粗俗，音乐最后下作到了你必须关上窗户、忍受夏天的酷热的地步，而穿着衬衫的男人们却靠在窗户框上，或者聚集在房顶上、小巷里、门前台阶上和亲戚的公寓里，演奏那种象征“死到临头”的下作东西。要么就是一个女人，肩上扛着个娃娃，手里拿着平底锅，唱着什么“向我的枕头求得安慰，那里曾睡过我甜蜜的男人……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多么久啊”。因为你在哪儿都能听见它。即使你住在爱丽丝·曼弗雷德和米勒姊妹所在的克利夫顿小区，每隔一百米就有一棵六英尺高、枝繁叶茂的树，安静的大街旁停了不下五辆小汽车，你还是能够听见它，而它对她们照看的孩子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歪着脑袋，扭起了可笑的、还未成形的小屁股。

三

爱丽丝以为那种下作的音乐（它在伊利诺伊比在这儿更糟）跟那些在第五大道上游行示威的沉默的黑女人、黑男人有关，他们对圣路易斯东区的二百人死亡表示愤怒，其中有两个是她的姐姐和姐夫，在暴乱中被打死了。这么多白人被杀，报纸都不愿报出数字。

有人说暴徒是曾在全肤色部队（各种肤色的士兵都有的部队。）打过仗的心怀不满的退伍兵，YMCA（即“基督教青年会”。）拒绝为他们服务；他们这儿那儿地到处都是，回到家乡又赶上了白人暴力活动，比他们入伍时还要激烈，不像他们在欧洲打的战役，在国内打仗既残酷又完全没有荣誉。还有人说暴徒是些白人，被南方黑人涌进城市、找工作、找住房的浪潮给吓坏了。有几个人想了想说，对工人的控制是多么完美，他们（像桶里的螃蟹，不需要盖子，也不需要棍子，甚至不需要监督）谁也不能从桶里出来。

然而，爱丽丝相信自己比谁都更知道真相。她的姐夫不是退伍兵，而且在大战以前就住在圣路易斯东区。他也不需要一份白人提供的工作——他拥有一个台球厅。实际上，他甚至没有参与暴乱；他没有武器，没在大街上跟人狭路相逢。他被人从一辆有轨电车上拖下来活活跺死了。爱丽丝的姐姐听到了这个消息，就回到家里尽量忘掉他内脏的颜色，这时，她的房子被点燃，她在火焰中被烧焦了。她唯一的孩子，一个叫多卡丝的小女孩，在马路对面的好朋友家睡觉，没有听见消防车从街上呼啸而过，因为人们呼救的时候它没有来。可是她肯定看到了火焰，肯定看到了，因为整条街都在叫喊。她从来没说过，没说过任何关于这件事的话。她在五天之内参加了两次葬礼，从没说过一句话。

爱丽丝心想：不对。不是世界大战和心怀不满的退伍兵；不是聚集起来要工资、挤满了大街的成群结队的黑人。是音乐。肮脏、下作的音乐，女人们唱着，男人们弹奏着，男男女女都随之起舞，要么无耻地紧贴着，要么就发了疯似的分开跳。爱丽丝深信这一点，米勒姊妹在厨房里喝着杯子里的“泼斯吞”时也这样想。那音乐净教人干不理智、不规矩的事。光是听见那音乐就跟犯法没有两样。

第五大道的游行中一点那个东西也没有。只有鼓声，还有黑人童子军在向戴草帽的白人散发说明传单，这些人需要知道冰冷的面孔已经知道了的事情。爱丽丝捡起一张飘向人行道的传单，读了上面的话，在路边石上换了换支撑脚。她读一遍传单，看一看多卡丝；看一看多卡丝，再读一遍传单。她读的那些话好像很疯狂，不着调。有个什么巨大的裂口直插在字和孩子中间。她瞥过来看过去，费力地找着某种联系，找着能缩短默默凝视的孩子与含混疯狂的文字之间距离的东西。这时，突然间，仿佛一根救命的绳索抛来，那鼓声跨过了这个距离，把他们都聚拢起来、联系起来：爱丽丝，多卡丝，她的姐姐和姐夫，童子军和冰冷的黑面孔，在人行道上和上面窗口里看热闹的观众。

在第五大道上站了一天以后，爱丽丝一直随身携带着那根聚拢大家的绳索，发现它很可靠，又安全又结实——在大部分时间里。除去男人们坐在窗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