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要把它也烫了吗？”

“对不起。真对不起。实在、实在是对不起。”维奥莱特停住手，开始擤鼻涕和用手背抹眼泪。

“噢，见鬼，”女人叹了口气，借机点了支烟，“现在我估计你该给我讲那种讨厌的老掉牙故事了，说什么一个小姑娘是如何把你搞得一团糟，可这不怪他，因为他只不过想着他自己的事走在大街上，是这个小骚货扑向他，把他拉上了床。省口气儿吧，你死的时候还用得着呢。”

“我现在就用得着。”维奥莱特试了试热梳子。它在报纸上烙出了一长条焦印。

“他搬出去住了吗？他跟她在一起？”

“不。我们还在一起。她死了。”

“死了？那你是怎么回事？”

“他什么时候都在想她。他脑子里除了她没别的，不去工作，睡不着觉，整天整夜地难受……”

“哎哟！”女人叫了一声。她把烟灰磕掉，掐了掐烟头，把烟屁股小心地放进烟灰缸。她向后靠在椅子里，用两根手指按住耳轮。“你倒霉了，”她打着哈欠，说道，“倒大霉了。不能跟死人争夺爱。回回输。”

维奥莱特承认，事情肯定是这样；她不光是把乔输给了那个死去的姑娘，她甚至怀疑，自己是不是也爱上了她。她一不想方设法羞辱乔，就羡慕起那死去姑娘的头发；一不用花样翻新的粗话骂乔，就在头脑里跟死人低声交谈；一不为乔的食欲不振和失眠症操心，就琢磨多卡丝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她的姨妈说是褐色的，美容师说是黑色的，可维奥莱特还从未见过一个浅肤色的人长着漆黑的眼睛。有一点是肯定的，她的发梢需要齐一齐了。维奥莱特记得，无论从照片上看上去，还是从棺材里看上去，那姑娘的发梢得齐一齐了。头发留那么长很容易发脆。就剪上那么四分之一英寸，看着就棒极了。多卡丝。多卡丝。

维奥莱特从睡眼惺忪的女人家里出来。路边石旁的雪水又冻上了。尽管前面还有七个结了冰的街区要走，她仍然很高兴，因为那个约好了到她家厨房来的顾客三点钟之前是不会到的，她还有时间做一点家务。得干点什么了，因为没有事情可做、没有一大串杂事和一大堆任务要完成是不可思议的。如果她做完了一件事，没有另一件活等着她马上去做，她可能会在空中挥动双手，会发抖。她点着炉子，让厨房暖和起来。她一面往白衬衫的领子上喷水，心思同时已经转到了床底部，一条床腿完全从床架上掉了下去，裂得太厉害，钉不回去了。顾客来了，维奥莱特往她稀稀拉拉的灰头发上打肥皂沫，凭着老妇人一贯的自信在适当的时候停下来，嘟囔一句“我的老天爷呀”，然后借机去把连接炉门和铰链的绳子重新安顿好，再预演一下怎样向收房租的恳求延缓三天。她觉得自己需要休息休息了，找一个无忧无虑的下午，心血来潮地看场电影，要么干脆坐在鸟笼旁，听孩子们在雪地里玩耍。

休息一下的念头对她很有诱惑力，可我觉得她是不会喜欢休息的。她们都那样，这些女人。一直想着放松一下，拥有一个空间，不需要任何东西来填充，只有她们自己的意识在流动。可她们是不会喜欢的。她们很忙，还在琢磨着怎样更忙些，因为这样一种没有什么要紧事可做的空白会将她们击垮。不会有遍野的黄花九轮草涌进那块空地，也不会有日光熹微的清晨来临，不飞苍蝇，也不炎热。不，绝对不会。她们让肥皂、修修补补和冒险的对抗把头脑和双手占满，因为如果有一刻她们突然闲了下来，那等着她们的将是渗出的愤怒。已经融化，浓浓的，缓缓流淌着。一路上很在意、很挑剔地挑选着准备埋葬的东西。要么就是在时间的一个鼓点上，在她们的乳房下面，斜刺里滑过一股她们不知道从何而来的悲伤。一个邻居来还借用的线轴，不光是线轴，还有一根特长的缝衣针；两个人都站在门框下面，客人为主人学了一通她跟楼下那个女人的好笑的对话；是很好笑，她们哈哈大笑起来——一个笑得捂住脑门，另一个笑痛了肚子。主人关上门，她还在笑，过了一会儿，才拉起毛衣的翻领，把笑出的眼泪从眼中擦去，然后跌坐在沙发扶手上，因为眼泪流得太快了，她得用两只手去擦。

于是，维奥莱特往领子和袖口喷着水。然后专心致志地给那三四盎司像婴儿头发一样柔软和好玩的灰头发打肥皂。

不是她奶奶打肥皂、拨弄着玩又念叨了四十年的那种婴儿头发——那个因此得了名的小男孩的头发。也许维奥莱特当上理发师就是因为那个——她听奶奶及时雨特鲁·贝尔讲了那么多年巴尔的摩的故事。那些年里，她跟薇拉·路易斯小姐住在爱迪逊街上一所漂亮的石头房子里，那儿的亚麻床单是用蓝线绣了花的，她们除了养育和疼爱那个金发男孩以外就没什么事可做，后来那孩子跑了，也使大家失去了曾经精心爱护的秀发。

维奥莱特打断葬礼的时候人们非常愤怒，可我相信，他们不会感到吃惊。还是在很久很久以前，离乔看上那个姑娘还早着哪，维奥莱特就一屁股坐在了大街中央。她没摔跤，也没人推她，就那么无缘无故地坐了下来。过了一小会儿，两个男人和一个女人来到她跟前，可是她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坐下，也不明白他们说些什么。有个人想端水给她喝，被她打掉了。一个警察跪在她跟前，她就滚到一旁侧身躺着，捂住眼睛。他本可以把她关进去，可是围观的人们嘟囔着：“噢，她累了，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