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移到东部的华工，在短短几年内，几乎垄断了东海岸大城市的洗衣业。现在，在纽约每走过三个街区，至少就能看到一家华人洗衣店。”

“第二，餐馆和杂货店。他们开始服务于自己人，然后逐渐向白人开放廉价的‘杂碎’（chop Suey）和炒面。”

“九爷，您明白吗？当数千名同胞聚集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以洗衣店和餐馆为基础的经济体时，新的需求就诞生了。”

“什么需求？”

“孤独、苦闷、绝望。他们是清一色的男性，没有家庭，没有娱乐，每天工作12到16个小时，赚来的钱除了寄回家，无处可花。”卡洛的声音冷了下来，“他们需要赌博，需要女人，需要鸦片。他们需要一个能让他们在异国他乡抱团取暖的家。”

“而您在旧金山建立的秩序……在东部，完全是真空。”

“这些在西部享受不到的东西，东部全都有，而且更加野蛮，所以，有很多不满意高压控制的华工，同样也在往东部迁移。”

陈九闭上了眼睛。他知道卡洛要说什么了。

华人总会、致公堂、六大公司……这些他在旧金山苦心经营的体系，是建立在他对劳工输出、工作分配、法律援助的绝对控制之上的。

而在东部，那些自发迁徙过去的华工，是“野生的”。

有需求，就有生意。有生意，就有暴力。有暴力，就需要秩序。

“这就是东部这些堂口的诞生。”

卡洛拿出了第三份文件，上面是几个人的生平简介。

“您在香港收到的总会的信件，只提到了‘安良’和‘协胜’。但实际情况是，每一个新兴的华人社区，都在催生自己的暴力组织。”

“我们先说最大的一个：纽约。”

“李希龄，或者按美国人的叫法，汤姆·李 (tom Lee)。”

“这个人，就是您信中提到的安良堂的缔造者。陈先生，这个人……是个天才，也是个极其危险的对手。”

“他14岁就从广东到了旧金山，和您一样。他见证了华人总会的崛起，甚至我猜测，他是从您身上看到的机会，他在总会下面工作了两年。但他没有选择加入您的体系。

五年前，他敏锐地嗅到了机会。他没有去开洗衣店，而是带着十几个兄弟，直接去了纽约。”

“他如何发家的？”

“这就是我提到的他学习您的点。”卡洛说道，“他用的是脑子。他意识到，在纽约，真正的权力不在街头，而在坦慕尼协会。”

“坦慕尼协会？”陈九对这个名字有印象，那是纽约民主党的政治机器，以腐败和控制力着称。

“没错。坦慕尼控制了纽约的政治、警察和司法系统。他们通过控制爱尔兰裔、德裔移民的选票来攫取权力。汤姆·李，是第一个将这套玩法复制到华人社区的人。”

“他主动接触了坦慕尼在唐人街的区党部领袖。他向坦慕尼承诺了三件事：第一，他能控制所有华人的选票——尽管大多数华人没有公民权，但他可以通过各种手段‘制造’选票；第二，他会维持唐人街的秩序，确保华人内部的仇杀不外溢，不给报纸制造头条；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他会代表坦慕尼，向华人社区所有生意收税。”

“作为回报，坦慕尼协会给了汤姆·李一个一个非官方的头衔——唐人街市长。”

“1878年左右，他成立了安良工商会，也就是安良堂。表面上，这是一个合法的商人协会，帮助同胞解决纠纷；但在地下，汤姆·李拿到了坦慕尼协会授予的独家经营权——他垄断了纽约唐人街所有的番摊赌场、白鸽票和鸦片馆生意。”

“他不是一个打手头目，陈先生。”

卡洛强调道，“他是一个政客。他用政治献金和选票，从美国人手里，买到了在唐人街当地头蛇的合法性。他手下的安良堂成员，甚至可以持有坦慕尼协会颁发的徽章，纽约警察看到徽章，就会放行。在莫特街，他李希龄的法律，就是纽约市的法律。”

“所以，”陈九冷冷地说，“我们致公堂在纽约的分堂，那些恪守规矩、只做正当生意的老兄弟，在他眼里，什么都不是。”

“什么都不是。”卡洛肯定道，“他们被汤姆·李边缘化了。要么，你就加入安良堂，向他交税，接受他的保护；要么，你的洗衣店就会被泼上煤油，你的杂货店就会被砸烂。而你去报警，警察只会把你赶出来，因为警察只认汤姆·李。”

“第二个势力，协胜堂。”

卡洛拿起了第二份资料。“如果说安良堂是政治黑金势力，那协胜堂就是纯粹的暴力组织。他们主要盘踞在波士顿和费城，也在纽约和安良堂抢地盘。”

“他们的崛起方式更传统，也更血腥。协胜堂的头目大多是旧金山待不下去的亡命徒，被华人总会打压或者之前被您清剿的赌博、妓院的老板和打手，他们适应不了普通华工的生活，抵达东部后，也不甘平庸。他们不相信坦慕尼，他们只相信斧头和火枪。”

“他们快速组织在一起。通过向洗衣店和小商户收取更低的保护费来挑战安良堂。他们更狠，更不讲规矩。安良堂要的是钱，协胜堂要的是地盘。就在上个月，为了争夺费城瑞思街一家番摊馆的控制权，协胜堂的人和一些加州来的新人在街头火拼，死了十一个人。这就是总会信里提到的‘猴崽辈妄为’。”

“在东部，没有华人总会，没有统一的仲裁。李希龄试图用坦慕尼的秩序来统治，但协胜堂用暴力来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