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是灾难性的。

仓库被毁，设备被砸，但最致命的，是劳动力的彻底真空。

那些曾经像牲口一样被驱使的华工，如今或死于战乱，或逃入丛林加入了叛军，或被荷兰人自己关进了华人区的囚笼。

没有了这双创造财富的手，德利公司，这个曾经的利润巨兽，就成了一具空壳。

在阿姆斯特丹股东们的疯狂施压下，一个迫切的计划被迅速提上日程：寻找新的、更“温顺”的劳动力，来取代那些“开始学会反叛”的华人。

目光，最终还是投向了爪哇。

雅各布·德容，德利公司一位精明强干的地区代理，被赋予了这项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他带着一箱子荷兰盾和几名助手，从满目疮痍的棉兰，登上了前往爪哇的轮船。

他的使命，是在最短的时间内，为公司招募到至少五千名愿意前往苏门答腊的爪哇苦力。

见鬼了，这怎么可能？

德容的招工之旅，从爪哇中部的乡村开始。

这里人口稠密，土地贫瘠，许多农民在殖民政府的强迫种植制度下挣扎求生，生活极度贫困。

德容来这之前还以为，这里应该是招募廉价劳动力的理想之地。

然而，他很快就发现，事情远比他想象的要困难。

“去苏门答腊？不，不，先生。”

村长，一边恭敬地接过德容递上的雪茄，一边连连摆手，

“那里的林子里有老虎，有瘴气，还有吃人的巴塔克。我们爪哇人，离了家乡的稻田，活不成的。”

德容很快意识到，

尽管爪哇的人口在快速增长，但大多数爪哇农民对离开自己的土地和家庭，怀有根深蒂固的恐惧和抵触。

他们宁愿在熟悉的贫困中挣扎，也不愿去一个充满未知危险的陌生岛屿。

更重要的是，他们对荷兰人充满了不信任。

德容那些关于“丰厚薪水”和“美好生活”的承诺，在他们听来，不过是又一个骗他们去送死的谎言。

德容的招工队在乡间处处碰壁。

他派出去的本地招募代理人，常常被村民们用石头和锄头赶出村子。

“他们认为我们是人贩子。”

一位鼻青脸肿的代理人向德容抱怨道。

就在德容一筹莫展之际，殖民政府在年底强制颁布了的一项新法令，《苦力条例》。

这项法令，脱胎于香港华人总会提出的契约劳工制度，它规定，公司可以与劳工签订为期三年的劳动合同。

合同期间，公司必须提供食宿和基本医疗。

但同时，法令也赋予了雇主巨大的权力，其中最核心的，便是惩罚条款。

根据这一条款，任何劳工在合同期内如果试图逃跑、怠工或“不服管教”，雇主有权对其进行惩罚，包括罚款、鞭打，甚至送交殖民法庭判处监禁和强制劳动。

这等于用官方法律的形式，将契约劳工的地位，从自由人，降格为一种介于奴隶与囚犯之间的存在。

尽管，之前的“猪仔”事实上就是奴隶，但是从来没有任何条文和法律支持种植园主随意惩戒。

德容不知道为什么殖民政府如此强硬，但他立刻意识到，这项法令颁布之后，他不可能再招募到任何一个自由民。

他不再试图用虚无缥缈的承诺去说服那些农民，而是将目标转向了那些更边缘、更走投无路的人群——签了一屁股债的、犯了罪正在逃亡的，流浪汉，或者那些因触犯了殖民地法律而被关押的。

他与各地的殖民政府官员和地方法官达成了一系列秘密协议。

他用钱“买断”那些犯人的刑期，然后给他们两个选择：或者在条件恶劣的监狱里继续服刑，或者签订一份前往苏门答腊的“劳动合同”，用三年的“工作”来换取自由。

对于那些食不果腹的流浪汉和被高利贷逼得家破人亡的农民，他的方法更为直接。

他先是以“预支薪水”的名义，借给他们一笔钱，让他们签下借据。

当他们无力偿还时，他便拿出那份早已准备好的劳动合同。

“要么还钱，要么去苏门答腊。”

这套组合拳，很快就见效了。

在饥饿和牢狱的双重威胁下，越来越多的爪哇人，被迫在德容的合同上按下了手印。

第一批五百名“自愿”的爪哇劳工，在荷枪实弹的士兵护送下，被押上了开往勿老湾港的轮船。

他们和几十年前被运往此地的华人猪仔一样，前途未卜，命运掌握在别人手中。

至于这些天性不安分的“蠢货”和“坏蛋”到了岛上会怎么样，他根本不在乎。

天见可怜，我能找到人就不错了好吗？

管他们是不是去闹事还是去送死？

作为种植园主挑选的招工代理人，他太清楚这些贪婪无度的荷兰人的真面目了。

没有官方法律支持的时候，他们就不把华人劳工当人看，现在有了官方背书，这还得了？

去工作不假，但是赌钱不？抽鸦片不？喝酒不？想女人不？

随便诱惑一下，让你把钱在种植园的商店里花个干净，工作三年倒欠三年。

再者说，烟草、橡胶和油棕种植园出了名工作量大，能干三年算你命大。

他看着那些心情忐忑，陆续登船的爪哇人，心里满是不屑。

拥抱地狱吧！

你们这些新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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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从亚齐的泥潭中抽调出足以镇压德利叛乱的精锐部队，

范德海金将军必须确保苏门答腊其他地区不会在他背后起火。

在下令修建防线后，一场短暂而血腥的军事行动，在德利叛乱爆发后的第三个月，如同山火般席卷了苏门答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