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杀掉了不少船队的爪哇水手。

————————————

在苏门答腊的战火逐渐升温的时候，

爪哇岛，这个荷属东印度群岛的心脏与粮仓，却呈现出一派截然不同的景象。

这里远离前线的硝烟，在长达半个世纪的“绥靖”之后，荷兰人的统治已经根深蒂固，如同百年老树的根系，牢牢地抓住了这片肥沃的土地。

德利的叛乱，产生的连锁反应，也悄然抵达了这里。

巴达维亚的殖民地政府，在经历了一连串的来自荷兰本土的压力之后，终于意识到，他们再不和军方争权，等战事平定，他们都将彻底算送自己的政治生涯。

总督带着几个心腹官员立刻上书，军事上的胜利或许可以暂时扑灭反抗的火焰，但要实现长治久安，防止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仅靠血腥镇压是远远不够的。

殖民地需要一种更精细，更深入的统治工具，避免暴乱再次发生。

为了证明自己的价值，一场以提升行政效率、完善税收体系为名，规模空前的人口普查与土地丈量工作，在爪哇这个控制最稳固的地区，被悄然启动了。

年轻的荷兰官僚威廉·马斯，被任命为这项工作的首批执行官之一。

他毕业于莱顿大学，深受欧洲流行的实证主义和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坚信只有数字与理性才是构建完美社会秩序的基石。

他将这次任务，视为自己将“文明之光”带入这片蒙昧土地的神圣使命。

他和他带领的团队，由荷兰测绘师、爪哇本地的低级文员和一群经过简单培训的本地调查员组成，抵达了万丹地区的一个村庄。

工作从绘制地图开始。

测绘师们用仪器测量着稻田的边界，灌溉水渠的走向。

将这个在当地人眼中熟悉的村庄，变成了一系列由线条、数字和符号构成的几何图形。

紧接着，是人口登记。

马斯设计了一套详尽的表格，要求记录下每一个家庭的成员信息：姓名、年龄、性别、职业，甚至连家中饲养的水牛数量、拥有的农具种类，都必须一一登记在册。

这项工作遭到了村民们无声却又无处不在的抵制。

当调查员走进村庄时，迎接他们的是一双双警惕而又麻木的眼睛。

村民们或者谎报年龄，或者隐瞒家中的新生儿，或者干脆躲进山里，避而不见。

他们祖祖辈辈生活在这片土地上，早已习惯了与官府的盘剥与索取周旋。

在他们朴素的认知里，官府的每一次“关心”，都意味着新一轮的税收或徭役。

“先生，”一位年长的爪哇村长，恭敬地对马斯说道，“神明庇佑，我们村今年风调雨顺，但人口……唉，前几年的瘟疫，死了不少人，实在是丁口凋零啊。”

马斯看着村长那张布满皱纹、看似憨厚的脸，心中冷笑。

往常这些统计数据通常是通过地方的低级文员和村长大致估算的，里面水分很大。

但马斯也没什么好办法，他只是一个学者，上司也没给他带兵的权利，在吃了几次苦头之后，他的态度强硬了不少，甚至赖着不走，到处问话，总算获得了比之前相对清楚些的数据。

马斯将收集来的数据，汇总成一本本厚厚的账簿。

在这些由数字和表格构成的世界里，他能大致看到这个地区的劳动力结构、财富分布、人口增长趋势。

能简单计算出，这片土地能够榨取出多少税收，能够征召多少劳役。

“知识，就是权力。”

他在写给巴达维亚上司的报告中写道，

“只有我们用数字，将这个模糊的、由风俗和宗族和宗教统治的社会，客观地量化之后，我们才能真正彻底地统治它。

每一次人口登记，每一次土地丈量，都是在巩固帝国的统治。”

他想做的，远不止于此。

他还开始着手提议，对现有的种族分类管理进行强化。

目前的殖民地，欧洲人享有最高法律地位。

其次是“外来东方人”，主要指的是做生意的华人，阿拉伯人和印度人。他们有独立的法律地位和管理规定。

最后是“土着” ，印尼本地居民，还有种植园的劳工，处于最低等级。

他想对不同等级的种族分别制定法律和管理体系，例如欧洲人适用荷兰本土的法律，外来东方人在商业和财产方面，必须遵守荷兰的商法。

在家庭、婚姻和继承等事务上，允许他们沿用自己的习惯法，爱怎么样怎么样，不管是大清律例，还是自家宗族的规则，请随意。

本地居民和劳工，必须出台一个严苛的，强制管理的单独法律！

这项工作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为深远的战略意图。

德利的叛乱，暴露了殖民政府对华人社群内部情况的惊人无知。

他们不知道那些苦力从何而来，不知道他们之间有何种联系，更不知道他们是如何在严密的监视下组织起来的。

而这场在爪哇进行的清查，正是为了杜绝这种情况的再次发生。

今天，他们用这套来管理爪哇人。

明天，当苏门答腊的战火平息之后，他们就会将这套更严酷的枷锁，套在每一个幸存的华人脖子上。

暴力可以摧毁反抗者的肉体，但只有这无孔不入的掠夺体系，才能真正地囚禁他们的灵魂。

——————————

德利的烟草田，在经历了战火的洗礼后，变成了一片荒芜。

那些曾经被精心照料、价值连城的烟草植株，如今或被烧成焦炭，或在无人打理的田地里腐烂，散发着一股令人作呕的霉味。

德利公司的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