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懂。”

咸水叔终于停下了手中的活，他浑浊的眼睛第一次正视张阿彬：“你知不知道，你请我做事，就是同和记，同整个澳门的字头为敌？我这些徒子徒孙，手停口停，担不起这个风险。”

“风险，也是机遇。”

“和记贩卖猪仔，断子绝孙。我这些兄弟，很多人的亲人，就是从这些码头被卖出去的。我们来，是报仇，也是替天行道。今天我们或许会流血，但明天，内港的码头，每一个船家都不用再交保护费，每一笔生意都是干干净净的。阿叔，你是想让你的子孙后代，继续被人踩在脚下，还是想站起来，做一回堂堂正正的人？”

“我是旧金山回来的，如今金山华人总会的代表，没听说也没关系。”

“我讲个数，你来听，金山湾的水面上，如今五成都是我们华人的渔船，华人总会的三桅帆船和蒸汽船如今就停在澳门的码头，你应当见过。”

“这次来澳门，我带了一千条枪。

我们龙头吩咐了，商业上的事情如果做不成，就把濠江的血彻底染红，给兄弟的过去奉酒。”

他起身行了个礼，“咸水叔，我祖辈在珠江口打渔，此处归乡，从未想着灰溜溜回去。”

“给个痛快吧。”

咸水叔的瞳孔猛地一缩。

他沉默了良久，浑浊的眼中似乎有风雷在滚动。最终，他拿起那瓶花雕，给自己倒了一碗，一饮而尽。

“要多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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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中环，毕打街。

在一家临时租来的办公室里，几位穿着笔挺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的美国律师，正与一位华裔律师激烈地讨论着。

这位华裔律师名叫伍廷芳，他毕业于英国林肯法学院，是香港殖民地第一位华人执业大律师，思维敏捷，辞锋锐利。

此刻，他正受太平洋渔业公司一份极其优厚的合同的聘请，领导着这支律师团队。

“先生们，我们的第一步，也是最关键的一步，是定义事件的性质。”

伍廷芳用流利的英语说道，他的手指在一份刚刚由澳门通过秘密渠道送来的报告上敲击着，“葡萄牙人，以及香港洪门以及和记的势力，一定会鼓动澳葡、港英政府将此事定义为暴乱、叛乱，甚至海盗行为。他们会把这些袭击的人描绘成一群嗜血的暴徒，从而为他们的血腥镇压寻求合法性。”

“我们的任务，就是彻底粉碎这种叙事。”

他站起身，走到一块黑板前，用粉笔写下几个关键词：

“Uprising of oppressed Laborers”（被压迫劳工的起义）

“humanitarian crisis”（人道主义危机）

“Abolitionist movement”（废奴运动）

“portuguese colonial mismanagement”（葡萄牙殖民管理失当）

“从现在开始，”

伍廷芳的声音铿锵有力，

“我们所有的对外说辞、所有递交给报纸的文章、所有发往伦敦、里斯本和华盛顿的电报，都必须围绕这几个核心。我们不是在为暴徒辩护，我们是在为一群奋起反抗奴役的英雄伸张正义。我们的敌人不是澳门的法律，而是那个名叫苦力贸易的、反人类的罪恶制度！”

一位名叫史密斯的律师推了推眼镜，补充道：“伍先生说得对。我已经联系了《泰晤士报》和《每日电讯报》的驻港记者，他们对发生在远东的奴隶贸易丑闻非常感兴趣。特别是葡萄牙人的丑闻，我们的读者会很乐意看到的。我会为他们提供第一手目击者的证词，当然，这些证词需要经过我们的润色。”

另一位律师则拿起了香港本地的英文报纸《德臣西报》，

“我会立刻撰写一篇文章，质问澳门总督府，为何在其治下会发生如此大规模、有组织的奴隶贸易？为何他们的警察系统与黑社会勾结，共同压迫华人？这不仅仅是澳门的问题，这是对整个文明世界的挑战。”

伍廷芳满意地点了点头。他转向团队里的几位华人助手：“你们的任务，是把同样的信息，用中文传播出去。联系广州的《申报》和香港的中文报纸。

文章的调子要变一下，要强调同胞受难，义士揭竿，要唤起民族情感。多写那些猪仔们在巴拉坑里受到的非人待遇，写他们妻离子散的悲惨故事。我们要让整个广东的乡绅、商人和普通百姓，都站到我们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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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总督府。

曾经象征着葡萄牙无上荣光的耶稣会纪念厅，此刻却像一个密不透风的囚笼。奥尔塔总督感觉自己就是那只被困在笼中的衰老雄狮。他的每一次喘息，都带着无力和绝望。

“还没有那些堂口的消息吗？”他问着自己的卫队长，一个名叫席尔瓦的葡萄牙上尉。

“阁下，我们的人在黑沙环发现了一具无头尸体，穿着和和合图龙头一样的丝绸唐装。据和记的人辨认，应该就是他。”

席尔瓦上尉的脸色很难看，“还有公正堂的香主、双鹰社的红棍……澳门排得上号的几个三合会头目，至少死了一半。剩下的，也都躲了起来，我们完全联系不上。”

奥尔塔总督的心沉了下去。

他并非不知道这些三合会的存在，甚至在某些层面上，他默许、甚至利用他们来“以华治华”，维持澳门地下世界的秩序，并从中获取不菲的“规费”。

但现在，这套他赖以为生的体系，被那支神秘人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