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的利润。而那些失去土地的农民，那些被压榨的劳工，他们的辛勤劳动，反而成了资本增值的养料。这种不公平的现象，如果不加以改变，社会的裂痕只会越来越深。”

傅列秘静静地听着，他放下手中的茶杯，沉吟片刻，才缓缓开口：“乔治先生的见解确实发人深省。然而，在当今金钱驱动的加利福尼亚州，先要改变的想法可能很难实施。那些拥有巨额资金的土地投机者和与政客勾结的大亨怎么能轻易放弃他们嘴里的肥肉呢？”

“我知道这很难。”

乔治的语气带着几分沉重，“但我们不能因为困难就放弃发声。我相信，真理的声音，终究会被更多的人听到。”

三人越谈越投机，从土地问题谈到劳工权益，从排华法案谈到政治腐败，不知不觉，已是日影西斜。

“乔治先生，”傅列秘突然话锋一转，“您对土地问题有如此深刻的见解，不知对萨克拉门托河谷的农场，是不是有所了解？”

“河谷农场？你说的圣金华河三角洲？”乔治一愣，“略微听说过一些，好像是几个大公司雇雇用了一些华人在那里开垦荒地？”

傅列秘的眼中闪过一丝异样的光彩，“我前些时候去过那里。有个白人农场主，他们采取了一种与众不同的土地分配方式。”

“哦？我想知道细节。”乔治的兴趣被提了起来。

“我和那家农场的老板聊过，他为了加快土地开垦，更快地获得土地增值的收益，划分了一部分土地作为奖励，暂时归所有劳工集体所有，后续将按劳分配。虽然规模不大，管理也有些粗糙，但它所展现出的活力和凝聚力，却令人印象深刻。我甚至在想，这种模式，或许能为工厂主和劳工合作，提供一条新的思路。”

乔治的心脏猛地一跳。这不正是他苦苦思索的理想社会模型的雏形吗？

他追问道：“傅先生，您说的这种制度，在1870年的当下，是萨克拉门托真实存在的普遍制度，还是这个农场主在困境中的一种自发创造？”

傅列秘沉吟道：“乔治先生，据我所知，像这样和劳工分润的合作方式，在整个加州，甚至全美国，恐怕都是很罕见的个例。”

刘景仁在一旁补充，“我们华人内部，更多的是基于同乡、宗族关系的互助，或是在一些同业行会内的合作。但是萨克拉门托河谷的那个农场，它的组织形式和理念，确实有它独到的地方。”

傅列秘接着说：“乔治先生，如今的美国，土地制度的主流仍然是私有制。《宅地法》虽然允许公民申领未开发的西部土地，但那也是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私有化。”

“至于一些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的社区实验，比如罗伯特·欧文的“新和谐村”（New harmony）和傅立叶派的“法伦斯泰尔”（phalanxes）的实验，他们确实尝试过土地公有和集体劳动，但大多规模不大，而且到了现在，这些理想化的实验影响力已经大不如前。”

“一些宗教社团，例如阿马纳殖民地，他们确实长期实行土地和财产公有，但那是基于特定的信仰和封闭的社群结构，与萨克拉门托那个农场的情况并不相同。”

“萨克拉门托的这个农场，更像是农场主为了趋利的一种方式。但不能不否认，这是一种良性的、小规模的社会实验。”

刘景仁看了一眼陷入沉思的乔治，说道：“华人移民在异国他乡，面临着语言不通、缺乏资本、以及日益加剧的排华浪潮等多重困境。他们难以像白人移民那样轻易获得土地和贷款。因此，他们不得不抱团取暖，通过集资、合股、共同劳动的方式，来做那些白人不想做的生意。”

“萨克拉门托那片边远的沼泽地。我想这种’合作’，更多的是一种农场主的生存策略，一种快速变现的手段。它土地的所有权关系可能也比较复杂。这与严格意义上的、有明确章程和法律保障的’土地公有制度’可能还有距离，但它的精神内核，确实有相通之处。”

乔治听得入神，他点了点头：“我明白了。这的确是一种非常了不起的尝试。这个农场主，能够在普遍对华人的歧视下，选择这样一种共享劳动成果的模式，这本身就证明了合作的力量和人类对公平的渴望。即便它不是一个成熟的’制度’，但它所蕴含的思想，却比许多写在纸上的法律条文更为珍贵。它让我看到了，除了少数人垄断土地、剥削多数人的模式之外，还存在着另一种可能。”

“傅先生，”乔治的声音带着一丝难以抑制的激动，“不知……我是否有机会，能被介绍去萨克拉门托的农场看一看？”

傅列秘与刘景仁对视一眼，皆从对方眼中看到了一丝笑意。

“当然可以。”

刘景仁说道，“乔治先生如果有这个意愿，我们秉公堂愿意为先生安排。只是……路途遥远，条件也颇为艰苦，先生可要做好准备。”

“只要能亲眼见证这个社会实验，再大的困难，我也甘之如饴。”

亨利·乔治的眼中满是兴奋。

萨克拉门托之行，或许会为他的思想，为他的着作，带来全新的启示。

刘景仁亲自送他出门，心里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这种粗陋的钓鱼手段，没想到真吸引了一个大报的记者前来。

这是来自何文增的手笔，如果没办法从武力和法律上保护土地，那就不如吸引一些学者的注意，如果打上“社会实验”的名号，会有很多的理想主义的学者自发前来跟踪观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