认是胡儒非信徒——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被外国势力摆布，成为阴谋的推手，把我们的社会带入无政府甚至是末世的状态。不，这件谋杀案跟政治毫无牵连。要得出这个结论，一个人只要稍微回想，遇害的记者过去所写的全是他个人的隐晦执迷，一堆非关政治的胡言乱语，不仅笔调老式而过时，文字风格更是过于冗长而难以阅读。凶手必然是贝尤鲁的帮派大哥，因为耶拉把他的传奇写得过于夸张不实，帮派大哥自觉受到了嘲讽，心生怒火，因而亲自或雇请一个枪手把他干掉。那些夜晚，不时会有为了出风头而自首的大学生，被施以严刑而打消了承认犯案的念头，也不时有无辜的民众在清真寺被捕，被严刑拷打要他们吐出真相。在那段日子的某一夜，来了一位满口假牙的奥斯曼古典文学教授——他和调查局局长小时候一起在伊斯坦布尔的旧街道与后院里度过，街道与后院上方是一个个格子构造的阳台——他先简短地发表一段关于胡儒非教派及古代文字游戏艺术的介绍，不仅内容枯燥，还不时被笑话打断。接着，我勉强把故事又讲一遍给他听，听完之后，他摆出一副吉普赛算命师的神态，解释说：“这些事件可以轻而易举地被置入谢伊·加里波《美与爱》一书的架构中。”不过，这位指出了两百年前诗歌问题的教授从文学角度针对耶拉一案所提出的解答，却没有得到重视，因为与此同时，碉堡里有一个两人组成的小组，正忙着检查众多消息灵通人士的信件，这些信全都是在悬赏奖金的热潮下，一窝蜂涌向报社和有关当局的。

大约就在那期间，他们作出结论，凶手是一个被人告发的理发师。他们给我看这个年约六十的瘦小男人，但我仍然认不出他来。从此以后，他们便停止召唤我参加碉堡里一场又一场疯狂的生死盛宴、神秘与权力的嘉年华会。理发师的故事让报纸忙了整整一个星期，从头到尾巨细无遗：他先是否认犯案，接着承认是他干的，然后又否认，最后再度承认。原来，许多年前，耶拉在一篇名为“我必须做自己”的专栏中，首度提到了这个男人。在那篇文章以及后续的几篇里，他写这位理发师曾经来到报社，问了他几个问题，并说这将能解开攸关东方、我们本身以及我们存在的奥秘，然而专栏作家却随口用几个笑话打发掉了。理发师把这些笑话视为耶拉在大庭广众之下对他的诽谤，而看到它们三番两次在专栏中被提起，更让他愤恨难平。事隔二十年后，他竟看见最初的那篇专栏又以同样的标题重新刊登，又再侮辱他一次，于是，在身边某些人士的煽动下，理发师决定狠狠报复专栏作家。至于煽动者的身份，不仅始终没有查出来，甚至理发师也一再否认有这些人存在，坚持称自己的杰作是一项“个人恐怖行动”——借用警察局教他的说法。报纸上刊登出此人被打肿的疲倦面孔，已磨去了任何的意义和文字，过没多久，他就受审并判刑，接着，一天凌晨，当伊斯坦布尔的街头只有凄惨的野狗无视戒严宵禁而四处游荡时，他被吊刑处死，展现出当局的效率，以迅捷的执法来彰显迅捷的正义。

那阵子，我一方面埋首于卡夫山的题材，写下我所记得或研究过的故事，另一方面同时也茫然地听人们向我阐述的各种理论，这些人来到我的办公室找我，意图替整起“事件”提出合理解释，但都没什么帮助。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个狂热的神学院学生告诉我，他从耶拉的写作中分析出他就是鞑迦尔，他长篇大论地解释道，剪报中的文字充斥着关于刽子手的指涉，证实了他的推论，而既然他能够得出如此结论，那么凶手也必然可以，而通过杀死耶拉，凶手便超越了救世主，也就是“他”。一名尼尚塔石裁缝师向我吐露，他过去一直在替耶拉缝制古装戏服。就好像记不得多年前看过的电影一样，我也差一点想不起原来他就是如梦失踪的那个雪夜，我看到待在店里熬夜工作的同一位裁缝师。当我的老友，资料收藏家赛姆，突然现身时，我也是同样地恍惚以对。他一方面是来跟我讨论调查局的档案数据到底有多详尽，一方面也带来好消息，告诉我如今默哈玛特·伊玛兹终于落网，那位无辜的学生已随即获释了。赛姆谈起“我必须做自己”这篇专栏，说显然是它的标题激起杀人动机，当时我却感到我离自己是如此遥远。对这本黑色之书而言，对卡利普而言，我正逐渐变成一个陌生人。

有一段时间，我全心全意投入法律工作和案件处理。又有一段时间，我让一切顺其自然，拜访老朋友，与新认识的人上餐馆或酒吧。有时候我注意到伊斯坦布尔上空的云朵，染上了一抹奇异的黄色或灰色；有时候我则努力说服自己，城市上方的天空仍是往日的景象。午夜过后，在轻松地解决掉当周的两三篇文章后——就如同多产时期的耶拉——我会从书桌前起身，坐在电话旁的椅子上，双腿搁在脚凳上，等待周围的事物逐渐幻化成为另一个世界的事物，另一个宇宙的符号。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察觉到自己记忆深处有某件往事如影子一般颤动，影子飘过来，穿过记忆花园的一道门，通向另一座花园，然后继续穿过第二道、第三道、第四道门，透过这熟悉的过程，我感觉我的自我开了又关，我变成了另一个人，可以愉快地与那个影子相处；而此时，当我即将开始用另一个人的声音说话时，我及时拉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