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各个角落寄给耶拉的一千张国人照片，有的来自破落的小镇，有的来自边远的村子，那儿的夏天艳阳晒得土地龟裂，而冬天里有四个月积雪冰封，除了饥饿的狼之外无人接近，有的来自叙利亚边界偷渡猖獗的村落，那儿的男人有半数因为误踩地雷而缺手断腿，有的来自四十年来痴等着公路开通的村庄，有的来自大城市里的酒吧和赌场，有的来自设置在洞穴里的屠宰场、烟毒贩的窝巢、偏僻火车站的站长办公室、牲口贩子赶集途中夜里住宿的旅舍大厅，还有一些则来自索乌克鲁克的红灯区。他看见几千张由街头摄影师的旧莱卡拍出来的照片，这些摄影师把相机固定在挂着邪眼[1]图案的避邪天珠的三脚架上，背景是政府办公室、市政大楼，以及代笔者替不识字的人打文件时用的折叠桌，接着他们就像炼金术士或算命师般消失在黑布下面，熟练地摆弄快门和折箱、黑色的镜头盖，以及用化学涂料处理过的玻璃盘。当这些市民同胞面对相机时，不难想像他们心里会升起一剎那模糊的死亡意识和永恒不朽的期盼。卡利普很快就明白，这股深沉的期盼，与他在脸孔和地图的符号中所察觉到的毁灭、死亡和挫败，密不可分。仿佛在巨大崩坏发生之前的多年幸福，已淹没在尘土下，火山爆发所喷出的灰烬早已将之掩埋，如今卡利普必须解读这成千上百个可疑的符号，才能从深埋的往事中找到失落的隐秘意义。

照片背后的资料透露出其中有一些是寄到“观面相，知性情”专栏来的，这个专栏在1950年代初期由耶拉接手，那时他还负责谜语、影评和“信不信由你”。有些是应耶拉的征求而来（我们希望能够看到读者的照片，并且在这些专栏中刊登一部分），另外一部分则随着一些信件寄来，尽管信的内容卡利普读不大懂。他们面对镜头，表情好像想起某件陈年往事，或者好像注视着一道银绿的闪电击中地平线一片朦胧的土地，好像他们已习惯于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命运慢慢沉入一片黝黑的沼泽，好像他们是一群失忆症患者，深信他们永远唤不回自己的记忆。照片里，那些神情中的沉默，占据了卡利普的心。他很清晰地体会到为什么耶拉要在照片、剪报、脸孔、容貌上，刻下那些字句。可是，当他想利用这个理由来解开故事的结局时——关于他与耶拉和如梦相连相依的生命、关于离开这个幻影居所、关于他自己的未来——却顿时与照片中的脸孔一样陷入沉默。他的思想，原本应该要把各个事件编织出关联来，此时却完全被文字和面孔之间的意义迷雾所吞噬。就这样，他从脸上读到的那股恐惧慢慢逼近他，而他自己也一点一点地步入其中。

在拼字错误百出的石版印刷书和论文中，他读到了胡儒非教派的创立者兼先知法兹拉勒的生平。1339年，他出生于呼罗珊靠近里海一个叫做阿斯特拉巴德的城镇。十八岁时，他投入苏菲教派，展开朝圣之旅，随后在一位名叫哈珊教长的大师门下学习。为积累经验，法兹拉勒在一个又一个城镇间旅行，从亚塞拜然到伊朗，并且向大不里士、舍尔文和巴库的大师们请教。卡利普读到这里，心里油然升起想要“展开新生活”的急切渴望，就如这一类励志书里总会说的那样。法兹拉勒对于自己的命运和死亡，做了一些预言，日后果然成真，不过在卡利普看来，那些预测都只是平凡的事件，可能会发生在任何准备新生活的人身上。最开始，使法兹拉勒为人所知的，是他会解梦。有一次，他梦见一对戴胜鸟、所罗门先知以及他自己。正当两只鸟站在枝头，看着所罗门和法兹拉勒在树下熟睡时，两个人的梦境融合为一，于是，枝头上的两只戴胜鸟也融合成为一只鸟。另一次，他梦见一位托钵僧来到他关闭的洞穴里拜访他，没多久，这位托钵僧果真来访，法兹拉勒才知道原来这位托钵僧也梦见了他。他们在洞穴里共同翻阅一本书，并在文字中看到了各自的脸，而当他们抬起头看见彼此时，却发现对方的脸上写着书中的文字。

根据法兹拉勒的观点，当每样东西从虚无跨入物质世界时，都会发出一个声响，因此声音是“存有”和“虚无”之间的界线：拿两个“最没有声音”的物品互相撞击，就足以让我们领悟这一点。而最进步的声音，当然了，便是“语言”，被称为“演说”的崇高之物，由字母拼凑而成的“文字”魔法。存在的起源，它的意义，以及真主创造的物质层面，都可以在人脸上清晰可见的字母之中找到答案。我们每个人都天生具备这些条件：两条眉毛、四排睫毛和一道发际线——总共七划。进入青春期后，逐渐成形的鼻子划分我们的脸，这个数字增加到十四。若我们再以稍为写意的方法勾勒笔画，加上想像和真实的线条，数字便增加一倍，显示出全部二十八个阿拉伯字母，证明穆罕默德用来创造古兰经的语言并非意外出现。若要把数字增加到三十二，等同于波斯字母的数目（法兹拉勒所说，和写作《永生之书》的语言），则必须更仔细地检视头发和下巴的线条，从中分成两半——各自又分成两条线，乘以二等于四。读到这里，卡利普才明白为什么箱子里照片中的人要把头发中分（模仿1930年代美国电影里的演员，把油亮光滑的头发从中分线）。这一切是如此明显，卡利普不禁为这种孩童般的简单明了感到欢欣鼓舞，觉得自己再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