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件，一边回想起曾经有好几个夜晚和耶拉讨论过这个话题，耶拉总是坚持我们国家里的每一样东西都是模仿自另一样东西。那是一段阴郁、寒冷而烦闷的日子，早已理所当然被遗忘：如梦嫁给了那个“好男人”——卡利普的心思踌躇于敬畏和轻蔑之间，老是记不住这人的名字。当时的他，忍不住好奇心的驱使，到处打听流言闲语，结果听到了一堆政治消息，而关于新婚夫妇的甜蜜或冷淡反倒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某个冬夜，当瓦西夫心满意足地喂他的日本金鱼（红色的“和金”与“琉金”，它们皱褶的尾鳍是近亲杂交的畸变产物），而荷蕾姑姑一边抬头看电视一边做《民族日报》上的填字游戏时，奶奶在她冰冷的房间里瞪着冰冷的天花板死了。如梦独自一个人回来参加葬礼（“这样比较恰当。”梅里伯伯说出卡利普内心的想法。梅里伯伯曾公开表示瞧不起从乡下来的女婿。）她身穿一件退色的外套，包着一条更旧的头巾，之后匆匆忙忙地离开。葬礼过后，有一天晚上在公寓里，耶拉问卡利普有没有卡车谋杀案的相关数据，但却没有得到他最想知道的答案：卡利普认识的那些年轻人之中，有没有可能碰巧有谁读过那位俄国作家的书?

“所有的杀人犯，”那天夜里耶拉说，“就像所有的书一样，全都是模仿品。这就是为什么我永远无法用自己的名字出书。”隔天晚上他们又聚在往生者的公寓里，两人深夜促膝长谈，耶拉延续先前的话题说：“话虽这么说，但即使最差劲的杀人犯也有其原创的部分，而最差劲的书里则根本没有。”往后的岁月里，耶拉一步一步深入这项思辨，每当卡利普目睹这一点时，总感到一种类似于出门旅行一般的喜悦。“所以，谐拟其实不在于谋杀，而在于书本。由于它们都是关于模仿的模仿——正是这件事最让我们兴奋——重现书本内容的谋杀与重现谋杀情节的书本皆能激起一般大众的情绪。无疑地，要能够举起棍棒敲下被害者的脑袋，一个人非得要把自己变成另一个人（因为没有人能接受自己成为凶手）。创造力绝大部分来自于愤怒，愤怒使我们麻木不仁，但惟有借助我们以前从别人那里学来的方法，愤怒才可能刺激我们展开行动：借助刀、枪、毒药、叙述技巧、小说形式、诗韵节奏等等。当一个臭名昭著的大恶棍说‘庭上，当时我不是我自己’时，他只不过在陈述一件人尽皆知的事实：谋杀，其中所有的细节与仪式，全都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也就是从传说、故事、新闻和报纸——简言之，是从文学作品中学来的。就算是最单纯的杀人行为，比如说一时激动失手犯罪，也仍然是不自觉的模仿动作，仿效自文学作品。我是不是应该拿这个题材写篇专栏?你觉得呢?”他并没有写。

早已过了午夜，当卡利普正在专心阅读从柜子里拿出来的专栏时，先是客厅里的灯熄了，像舞台上的灯一样，接着冰箱发出无力的呻吟，好似一辆超载的旧卡车哀嚎着换挡爬上又陡又滑的斜坡，然后整间公寓陷入漆黑。身为伊斯坦布尔人，对于停电早就习以为常，卡利普在椅子里静坐良久，剪报档案夹放在腿上，一动不动，企盼着也许“电很快就会来”。他坐在原位，倾听着大楼内部的声响，这些年来他早已遗忘了暖炉的哔剥声、墙壁的死寂、拼花地板的伸展、水龙头和水管的咕噜呻吟、不知何处一座钟的沉闷滴答，以及通风井传来令他毛骨悚然的呼啸。等他摸索着走进耶拉的卧房时，夜已经非常深了。他换上耶拉的睡衣，突然想起昨天晚上在酒吧里，忧郁作家所说的那个小说家的古老故事，故事中的小说家主角觉得自己躺在分身的床上。卡利普爬上床，久久无法入睡。

21你睡不着吗?

梦境是我们的第二个生命。

——钱拉·奈瓦尔《奥蕾莉娅》[1]

你爬上床，钻进熟悉的事物中，床单和棉被散发着你的气味和记忆，你的头陷入枕头熟悉的柔软，你翻身侧躺，蜷起双腿，脖子向前微倾，让冰凉的枕头冷却你的脸颊。很快地，眨眼之间，你就会坠入梦乡，在那片黑暗中你将会忘记一切，所有的一切。

你将会忘掉所有：上司的无情专权、鲁莽的话语、愚蠢、没有赶完的工作、缺乏体谅、不忠、不公平、漠不关心、怪罪你的人或以后会怪罪你的人、你的财务窘况、时光的飞逝、漫长无聊的时间、你想念的人、你的孤独、你的羞耻、你的挫败、你的悲惨、你的痛苦、不幸、所有的不幸。很快地你将忘记这一切。你很高兴自己就要忘掉。你等着。

黑暗中，或幽光中，周围的物品陪着你一起等待：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衣橱、抽屉、暖器、桌子、矮凳、椅子、掩上的窗帘、你脱下来随手乱扔的衣服、一包香烟、火柴、你外套口袋里的皮夹、滴答声仍依稀可闻的手表。

等待的过程中你听见的声响毫不陌生：一辆汽车压过熟悉的石板路，或辗过浅洼中的水、不远处一扇门关起、一台老旧冰箱的马达、远方几条狗在吠、雾角的低鸣从海边一路传来、布丁店门口一扇铁卷门猛然被拉下。这些声音，不仅充满了睡眠与梦境的暗示，也牵引你回想起那让人重生的忘忧世界，告诉你无须多虑，提醒你很快你将会遗忘它们，遗忘你床边的各种物品，你将踏入另一片领域。你准备好了。

你准备好了。仿佛你即将脱离躯体、你亲爱的腿和臀部，甚至你的手和手臂。你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