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栏不过是自我欺骗。

这的确耐人寻味，一位真正信仰者的构想，不知怎的竟被总理和名专栏作家注意到了，并且拿来运用，然而别人却以为这位创始者早已销声匿迹，更没半个人想到要登门拜访。有好一阵子，他考虑向报社揭发真相，告诉他们这两位德高望重的人物犯下了厚颜无耻的抄袭行为，他打算证明，他们剽窃了一篇文章中的文字，甚至原封不动地抄下好几句话，而这篇文章原本刊登在根本没人看过的一份政治小报上。然而揭发内幕的时机还没有成熟，他相当清楚自己必须耐心等待，终有一天这些人会来按他的门铃。卡利普先生的造访——以一个毫无说服力的借口说要找某人的化名线索，雪夜里大老远跑到这偏僻的郊区——显然是个征兆。他要卡利普先生知道他很懂得解读征兆，并且（这时卡利普好不容易走下冰封的街道）他想小声问最后几个问题：

卡利普先生能否再给他的修正主义历史一次机会?为了怕他自己一个人可能找不到路走回大街，或许主人可以陪他走一段?若是这样的话，卡利普什么时候方便再来呢?好吧，那么，能否代他向如梦问一声好呢?

12吻

有些人会细读各种定期刊出的文章，这种阅读的习惯，可以归入阿威罗伊的反记忆法类别，或者说是引起失忆的祸源。

——柯勒律治《文学传记》

他请我代为向你问一声好，刚刚好两个星期前。“我一定会。”我回答，但才一上车我已经把它抛之脑后，不是忘记他的问候，而是忘了送上问候的那个人。但我并没有为此失眠。依我看，任何一个明智的丈夫都应该把向他们妻子问好的男人们抛之九霄云外。毕竟，你永远料不到会发生什么事，不是吗?尤其如果你的妻子碰巧是一名家庭主妇，除了自己无趣的丈夫之外，一辈子根本没机会认识其他男人。倘若有人向她问好，那么她很可能会对这位彬彬有礼的家伙左思右想起来——反正她有的是时间。虽然凭良心讲，这种男人确实是礼数周到，可天晓得我们从哪时候开始流行这门子的风俗了?想当年，一位绅士顶多笼统地问候一下对方家中的女眷罢了。从前的电车也比现在的好得多。

想必有许多读者知道我没有结婚、从未结过婚，而且由于职业的缘故也永远不会结婚。这些读者读到这里，大概不免疑心，这篇专栏从破题第一句话开始，是不是我在设计什么谜题耍弄他们?我称呼得如此亲昵的女人，到底是谁?别胡言乱语了!你们垂垂老矣的专栏作家就要打开话匣子，跟你们絮叨他逐渐失忆的过程，邀请你们来品尝花园里残存的最后一朵玫瑰花香——如果你们明白我的意思。不过，别急躁，这样我们才能不露痕迹地玩一出老套的简单戏法。

三十多年前，我才当上菜鸟记者没多久，专跑贝尤鲁这条线，那时我必须挨家挨户地察访以搜寻独家新闻。我时常前往贝尤鲁黑帮和毒枭出没的赌场，寻找以死亡或自杀作结的新鲜爱情故事。我跑遍各家旅馆，翻阅旅馆职员特准我看的访客登记簿——我每个月得投下两块半里拉才买到这项特权——嗅出是否有任何外国名人投宿，或是任何有意思的西方人物，可以让我诓骗说是某个西方名人来到我们城市拜访。那年头，不仅世界上还没有淹满这么多名人，而且他们根本不会来伊斯坦布尔。那些实际上默默无闻、却被我当成他们国内知名人士而登上报纸的人，看到自己的照片被刊出来，一开始他们满头雾水，到最后总是演变成愤愤不满。其中一位我预期将大红大紫的人，最后果然得到真正的声望。当时我在文章中报道说“名服装设计师某某人昨日拜访我们的城市”，见报二十年后，他终于成为一位著名的法国——以及存在主义——时装设计师。连半句谢我的话也没有。西方人就是这般忘恩负义。

那段日子里，我除了忙着挖掘业余的名人和本土黑帮（如今称之为黑手党）的新闻外，曾经有一次我巧遇一名年长的药剂师，从他身上嗅到一则新故事的可能性。这位老先生饱受失眠与失忆之苦，就如现在我自己遭受的折磨一样。同时患上这两种疾病最恐怖的地方，是在于你会误以为其中一项（失眠）有可能抵消另外一项（失忆），然而，实际发生的情况却恰好相反。失眠的夜里，时间与黑暗停滞不前，全部冻结在一片无名无姓无色无味的世界里，老人的记忆消失得如此彻底（如同我一样），以至于他以为自己孤零零地站在“月亮的另一面”，就像从外国杂志翻译过来的文章中经常描写的一个人陷入疯狂的那种状态。

老先生在他的实验室里研究了一种药，希望能够治愈他的病痛（就好像我为了同样目的发明了抒情文）。记者会的现场上，只有我和某晚报一位有大麻瘾的记者出席（加上药剂师总共三个人），当场老先生卖力地表演，倒出他的粉红色液体一饮而尽。为了给他的新药更多曝光的机会，他再三畅饮，直到最后他企盼了多年的睡眠终于降临。只不过，这位年老的药剂师不仅重获睡眠，更回归到他的天堂梦土去了，再也醒不过来。因此，大众也永远听不到他们殷切渴望的好消息：土耳其人终于也发明出了什么东西。

他的葬礼在几天后一个阴天里举行，若我记得没错的话，我不断思索着，到底他一直想要记住的是什么事情。我至今依旧想不通。随着我们逐渐老去，哪一部分将被我们的记忆甩脱，仿佛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