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坐下来写报告，把教派活动的内幕消息提供给国家调查局。这位仁兄一直努力想证明，他向军方告密的这个宗教组织中的门徒，事实上，并没有涉入任何危害政府的行为。他把他的情报和耶拉分享，希望这位文艺青年会阅读并学习，提升自己对优美文句的品味。那几年，耶拉的政治观点顺着一股左边吹来的风倒向右边，其间，他不曾间断地吸收那些报告中的风格，像是交织在字里行间、直接取自阿塔尔、阿布·呼罗珊、伊本·阿拉比和波特佛里欧译本的明喻和暗喻。没错，有些人在他的明喻中看见了连接我们旧有文化的新桥梁——尽管它们全依附于同样老套的源头。但大家并不知道创造出这些仿古文的人根本是另一个人，一个耶拉恨不得他消失的人。多才多艺的姐夫天赋异秉，还是个万事通：他制造出替理发师省麻烦的镜子剪；研发一种割包皮工具，使得此后许多男孩不再因为严重的疏失而毁掉未来；他还发明了无痛绞刑架，把浸油的套索换成项圈，把椅子换成开合式地板。有几年，耶拉感觉自己需要他亲爱的姐姐和姐夫的关爱，于是那阵子他便在自己的‘信不信由你’专栏中，大力介绍这些发明。”

“对不起，可是你全搞错了，”综艺版作家反驳道，“耶拉在写‘信不信由你’专栏那几年时，他完全是靠自己。让我给你描述一个场景，那是我亲眼目睹，不是听来的。”

这个场景简直就是某部蹩脚的叶西坎电影里的一幕，故事描写一个勤勉向上的孩子，经过多年的贫困孤独后，终于苦尽甘来。某一年的除夕夜，在贫民区一间破败的房舍里，菜鸟记者耶拉告诉他的母亲，家族中一个有钱的亲戚邀请他到他们在尼尚塔石的房子参加除夕宴会。他将与活泼的堂姐妹和喧闹的堂兄弟们共度一个吵吵嚷嚷的欢乐夜晚，说不定最后还会去城里天晓得哪个声色场所玩。母亲欣慰地想像儿子的喜悦，由于她刚好是个裁缝，便为他准备了一个惊喜：当天晚上，她悄悄把亡夫的旧外套修改成儿子的尺寸。耶拉穿上外套，完美合身。（看见这个景象，母亲眼里泛出泪水：“你看起来就跟你父亲一模一样。”）听说有另一位记者同事——也就是这个故事的目击证人——也受邀参加宴会，快乐的母亲更放宽了心。当记者与耶拉一同步下木屋里阴冷的楼梯，走出泥泞的街道时，他才搞清楚，根本没有任何亲戚或别人邀请可怜的耶拉去参加任何除夕晚宴。不仅如此，耶拉当天还得去报社值班，因为他想多赚一些钱让母亲动手术，治疗她长年在烛光下缝衣服而逐渐失明的眼睛。

故事结束后是一段沉默，接着卡利普指出，其中有一些细节完全不符合耶拉的生平，然而他们并不听信他的解释。的确，他们有可能搞错了日期和亲戚的辈分，假使耶拉的父亲还在世，（你可以百分之百确定吗，先生?）他们或许会错把父亲说成祖父，或是误把姐姐当成姑姑，但这一点出入也没什么大不了。他们请卡利普在桌边坐下，拿支烟请他抽，问他一个问题但又不理会他的回答，（你刚刚说你们是什么亲戚关系?）接着，他们仿佛在一张想像的棋盘上面下棋一般，开始你来我往地从袋子里拿出一个个记忆片段。

耶拉对他的家族充满了感情，以至于就连在那段只准提及市政问题的报禁时代，他也依然可以挥笔成书，写出让读者和审查官都看不懂的文章，追溯他童年的记忆，以及记忆中那栋每一扇窗外都有一棵菩提树的豪宅。

不，不对，耶拉的处世技巧仅限于新闻领域。只要碰到他不得不参加的盛大场合，他一定会带朋友同去，以确保自己能够安全无虞地模仿朋友的动作和谈吐，效法他的服装打扮和餐桌礼仪。

才没这回事呢!耶拉是个雄心壮志的年轻人，专门负责妇女版的填字猜谜和读者咨询，连续三年间，他所执笔的专栏不仅成为国内阅读率最高的单元，甚至在整个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都深受欢迎。不只如此，当他出言诋毁左右派分子时，也丝毫不觉得良心不安。若不是那些有权有势的亲戚朋友对这个不值得的家伙关爱有加，助他一臂之力，耶拉哪可能拥有今天的声势?

那么，拿西方文明的基石之一“生日派对”来说好了。我们有一位具前瞻性的政治家，很希望能够在我们的文化里建立起这项温情风俗，因此，当他为自己八岁的儿子举办一场善意的“生日派对”时，他不但邀请多位记者参加，也请了一位来自地中海东岸黎凡特的中年妇女弹奏钢琴，更准备了一个鲜奶油草莓蛋糕，上面插着八支蜡烛。结果，耶拉却在他的专栏里大肆嘲讽这场宴会，将它讲得极为可鄙不堪。他之所以这么做，并不是如人们所推测的，是为了思想上、政治上甚至是艺术上的理由，而是因为他惊觉，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曾得到父爱，也从来不曾拥有过任何形式的关爱。

恰巧相反。为什么如今哪里都找不到他，为什么大家发现他给的不是错误的电话号码就是假的地址?这一切都是因为他的近亲和远亲们给予他太多的爱，使得他难以回报，因此从中衍生出一种奇异而复杂的仇恨——是的，甚至扩散到全人类。（卡利普只是不小心问到他可以去哪里找耶拉而已。）

噢，不是这样，他之所以藏到城市的偏僻角落，之所以躲着全人类，必然是基于别的因素：他终于明白，孤独的痼疾将永远缠着自己，打从出生以来，这股无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