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你买了一块临近的地皮。就在他旁边。关于葬礼，他还在遗嘱里作了详细、周到的交代。他甚至还选定了赞礼员，是他的一个犹太同乡。也纯粹是一个奇迹，我还是设法打听到了他的地址，然后就在安息日到来前的一分半钟在电话里将他逮住了。他甚至还留下了自己墓志铭上的措词。是一篇韵文什么的。不过墓志铭的事可以等到第一个月结束，如果不是等到周年结束的话。如果因他乐善好施而得益的人有四分之一来参加葬礼的话，那我们就不得不做出至少五十万人的估计。包括市长、各色拉比和政客在内，更不用说所有那些肝肠寸断的寡妇和离婚妇女了。”

费玛一直等她说完了，这才轻声地问道：

“你自己把遗嘱打开了?”

“在办公室里。当着几个证人的面。我们只是以为……”

“谁许可你这么做的?”

“非常坦白地说……”

“在哪儿呢?我是说遗嘱。”

“在这儿，在我公文包里。”

“给我。”

“马上?”

费玛站起身，从她手里接过那只黑色公文包。他打开公文包，从里面取出一只棕色信封。他默默地走了出去，独自站在阳台上。一千年前的那个星期五傍晚，他父母就站在阳台上，看上去就像一对遭遇船舶失事而身陷孤岛的幸存者一样，此刻他就站在他们当年恰好站立的地方。最后一缕光亮早已暗淡下来了。本·迈蒙大道上的寂静飘拂上来。街灯闪烁着摇曳不定的黄色光亮，其间飘流着一片片云雾。所有的石头大楼都无声地立在那里，每家每户的百叶窗都关闭着。大楼里都没有一丝声音。好像此时此刻已经变成了一个遥远的记忆。偶尔刮过一阵风，传来十字架谷[4]的狗吠声。第三种状态是一种恩赐，只有放弃一切欲望，只有没有年龄、没有性别、没有时间、没有比赛、没有任何东西地站在夜空下，才能达到。

可有谁能够这样站立在夜空下的呢?

在他童年时代，就在这儿的雷哈夫亚居住着一些个头矮小、举止优雅的学者，就好像瓷人似的，一个个都是迷惑不解、温文尔雅的样子。他们有一个习惯性的做法，就是在街上举起帽子彼此打招呼。好像要在脑海里抹掉希特勒似的。就好像要在脑海里构想一个从不存在的德国似的。因为他们宁愿让人觉得心不在焉或是荒唐可笑也不愿让人觉得傲慢无礼，所以甚至在他们还无法肯定正朝他们走来的人到底是不是朋友或熟人的情况下也会把帽子举起来，只是看上去像是朋友或熟人时也把帽子举起来。

费玛九岁的时候，就在妈妈去世前不久的一天，他和爸爸正在阿尔法西街散步。巴鲁赫停下脚步，和一个穿一套老式西装、打一条黑色蝶形领结、衣冠楚楚、大腹便便的老人用德语（也可能是捷克语）没完没了地聊开了。最后，小孩子的耐心给耗尽了，他一边跺脚，一边在那里拉扯着爸爸的胳膊。父亲朝他脑袋就是一巴掌，用俄语冲他吼叫着说：“你这个白痴！你这个鼻涕虫！”后来，他对费玛解释说，那人是个教授，是一个世界闻名的学者。他对他解释“世界闻名”是什么含义，如何才能“世界闻名”。费玛永远也忘不了父亲的那番解释。这个词语至今还让他既感到敬畏又觉得鄙夷。又有一次，是七八年之后的事了，是一天早晨的六点半，他和父亲在拉什巴姆街上散步，他们忽然看见本·古里安总理迈着矫健有力的短步走过来，本·古里安当时就住在本·迈蒙大道和乌色什金大街的拐角，喜欢每天凌晨轻快地散上一会儿步，然后才开始一天的工作。巴鲁赫·农贝格抬起帽子说：

“先生，能否占用你一点儿时间呢?”

本·古里安停下脚步惊呼道：

“是卢帕廷！你在耶路撒冷干什么?谁在守卫加利利?”

巴鲁赫平静地答道：

“我不是卢帕廷，而你，先生，也不是弥赛亚。你那些近乎瞎眼的追随者肯定在你耳朵旁边小声叨咕着什么，但我建议你不要听信他们的话。”

总理说：

“什么，你不是格里沙·卢帕廷?你肯定没有弄错吗?你看上去太像他了。这么说，这回是弄错对象了。如此说来，你是谁呢?”

巴鲁赫说：

“我碰巧是属于敌对阵营的。”

“相对卢帕廷来说吗?”

“不，先生，相对你来说。还有，如果我能够冒昧地说一句……”

但本·古里安已经开始向前迈开步子了，他只是一边走一边说：

“好吧，敌对，敌对。可不要过于忙着敌对，以致没能把这个可爱的孩子抚养成以色列的忠实爱国者、以色列人民和以色列土地的捍卫者。其他的都是不着边际的事。”这样说着，他迈开大步向前走了，后面跟着一个其作用显然是防止他受到骚扰的英俊的男性保镖。

巴鲁赫说：

“成吉思汗！”

然后又补充道：

“埃弗雷姆，你自己想想上帝选择谁来拯救我们以色列了：是约坦所说‘树的寓言[5]’里的荆棘。”

当时，十六岁的费玛每当想起他吃惊地发现本·古里安原来个头比他自己还要矮，大腹便便的，生着一张大红脸和一双侏儒短腿，嗓音就像骂街泼妇的那样又粗又大，他就暗自好笑。父亲要对总理说些什么呢?现在，经过思考之后，他自己又会对他说些什么呢?那个忽略了加利利守卫任务的卢帕廷或者卢帕特金到底是谁呢?

约珥不想保留的那个孩子长大后难道就没可能世界闻名吗?

还有，迪米怎么样?

突然，费玛来了一阵灵感：他明白，从事喷气式汽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