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生儿育女而被弄得疲惫不堪但却彻底放弃抵抗地接受了老朽状态的极度虔诚的女人。

在房间里放置了多年、摞成一厚堆一厚堆的地毯以及古董家具发出一股浓烈逼人的气息，久久地萦绕在房间里，费玛于是不得不提醒自己：这气息一直就在这里，并不是克鲁泡特金教授夫人衰老的气息。与此同时，他的鼻孔捕捉到了一丝烟味。朝四周一看，他看见一只烟灰缸的边沿上放着一支香烟：几乎一点着就给掐灭了。他问是谁一直在这儿抽烟的。原来是他父亲的两位女友，那两位前来募捐的老妇人当中的一位，点着了一支香烟，然后马上就将其掐灭了。是她注意到巴鲁赫在大喘气才将香烟掐灭的吗?还是当一切都已结束了的时候?还是就在他呻吟着断气的当儿?费玛要求将烟灰缸挪走。看到特迪立即跳将起来执行他的命令，他不觉高兴起来。茨维用他那修长的手指抚弄着中央暖气管道，问他愿不愿意上那儿去。费玛不明白这个问题。简直无法控制尴尬情绪的茨维对他解释说：

“上那儿。到哈达萨医院。去看他。说不定……”

费玛耸了耸肩。

“上那儿有什么可看的呢?我想他还会同平时一样地衣着整齐。干吗要打扰他呢?”他嘱咐舒拉给尤里冲一杯浓郁的清咖啡，因为他上午一下飞机就在忙个不停。“事实上，你还应该给他做点儿东西吃才是：他这会儿肯定饿坏了。我估摸着他必定是凌晨三点的样子就离开了他在罗马所住的那家酒店，所以他实际上过了漫长又辛苦的一天。不过真的，你自己看上去也很疲惫，舒拉；事实上，你看上去像是精疲力竭了。约珥和迪米这会儿在哪里?我想让约珥到这儿来。还有迪米。”

“他们俩在家里。”特德抱歉地说，“小男孩简直接受不了。可以这么说，他对你父亲有一种特殊的依恋。”他接下去又说，迪米将自己独自锁在杂物间里，他们于是不得不给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朋友打电话，向他讨教该怎么办。心理学家告诉他们，随他去好了。果不其然，过了一会儿迪米就出来了，接着就黏在了电脑上。南非的朋友建议他们……

费玛说：

“混蛋。”

接着，语气平静地，但是坚定地，他说：

“我要他们俩都到这儿来。”

说这话时，他为在父亲去世后他重新获得的这种果决感到惊奇。好像父亲的去世让他意想不到地获得了一次提拔，让他从此以后就能随便地发号施令，并且让自己的命令一刻也不耽搁地得到服从。

特德说：

“当然。我们是可以把他们俩叫来。可是根据心理学家所说的情况来看，我觉得最好还是……”

费玛趁这个请求还没有出口就将其扼杀了。

“你最好还是别介意。”

特德犹豫了一下，又和茨维叨咕着商量了一番，瞥了一眼腕上的手表说：“好吧，费玛，不管你想要什么都成。好的。我立马回去，把迪米带过来。如果尤里不介意把钥匙借给我使用一下的话，约珥把我们两人的车子拿去用了。”

“请把约珥也带来。”

“好的。我要不要给她打个电话呢?看看她是不是能来?”

“她当然能来的。告诉她，我坚持要她来。”

特德出去了，这时尼娜又到了。她身材矮小瘦削，办事讲究实际效果，动作像剃刀般麻利，狐狸一样的瘦脸上透露出对世事的通达和生存适者的机敏，浑身有使不完的精力，似乎她这一天不是在安排葬礼，而是在烈火中抢救了一天的伤亡人员。她穿着一条浅灰色的裤套装，眼镜片在那里闪着光亮，手里紧紧地攥着一只硬邦邦的黑色公文包，就在她飞快地侧拥了一下费玛并在他额头上亲吻了一下的时候也没有将公文包放下来。可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舒拉说：

“我打算到厨房里给你们每人都弄点儿喝的。有谁要喝的?喝点儿什么?有没有人要煎蛋饼呢?要么是面包片夹点什么?”

茨维吞吞吐吐地说：

“还有，他是那样强壮的一个人。是那样充满活力。他眼睛那么一眨巴可有意思了。他对生活、对美食、对生意、对女人、对政治等等都是那样热爱。前不久他还到我在斯科普斯山的办公室去了，对我义愤填膺地发表了一通演讲，说耶沙亚胡·莱博维茨是在蛊惑人心，通过迈蒙尼德捞取资本。我试图表示异议为莱博维茨辩护的时候，他又哇啦哇啦地讲开了一个故事，是说一个来自德洛霍维茨[2]、在梦里见过迈蒙尼德的拉比的故事。我想说的是，那是一种对生活的挚爱。我以前总以为他会活到高龄的。”

好像是在对一起并非由他引起的争执发布最后裁决似的，费玛宣告说：

“事实上，他已经活到高龄了。准确地说，他毕竟不是英年早逝。”

尼娜说：

“我们将所有的安排都办理妥当了，这可纯粹是奇迹。一切都安排在星期天了。相信我好了，在安息日到来之前将这一切都安排妥当，可真是一场同时钟的疯狂赛跑。[3]我们的耶路撒冷现在比德黑兰还要恶劣。我们没有等你，你不生气吧，费玛?你等于消失不见了，我这才擅自做主，把该办的手续都办了。免得你头痛。我已经安排在《国土报》和《晚报》上刊登讣告了。也许我还应该安排在其他报纸上刊登告示的，可压根儿就没有时间了。葬礼的安排我们也做好了，是后天，星期天，下午三点。原来，他已经为自己预购了一块地皮，但不是在桑海德里亚，即你母亲旁边的墓地，而是在橄榄山。顺便说一句，他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