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直接关系，应该没有必要为下属的未婚妻作伪证。而根据日高理惠的证词，藤尾美弥子离开日高家时已经五点了，就日高家与美弥子家的距离以及两地间的交通状况来看，她六点到家也极其合理。

藤尾美弥子的不在场证明可谓毫无破绽。

其次是野野口修。

在侦查这个人的时候，不可否认，我多少带了些私人感情。他曾是我职场上的前辈，也是知道我晦涩过去的人。

不过，做我们这行的，如果因为私人恩怨而影响办案，也只能说不称职了。在承办这起案件时我下定决心，要尽可能客观地审视我俩曾经共有的过去。然而，这并不代表我会把过去遗忘，这也有可能成为破案的利器。

根据野野口修本人的说法，他的不在场证明是这样的：

当天下午四点三十分左右，藤尾美弥子来访后，他就离开了日高家。接着他直接回家，一直到六点都在工作。六点一到，童子社的编辑大岛幸夫来了，他们开始讨论稿子。这期间日高邦彦打了电话过来，说是有事要和他商量，请他八点去他家。

野野口修先和大岛到住宅附近的餐馆用晚餐，之后才前往日高家，抵达的时候正好是八点整。因为没人应门，他感到有点奇怪，于是打电话给日高理惠。在日高理惠到来之前，他去了附近的咖啡店“洋灯”，边喝咖啡边等。八点四十分左右，他再度折回日高家，正好日高理惠也来了。两人一起进屋，发现了尸体。

整理案情的同时，我发现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也近乎完美，而童子社的大岛和洋灯的老板也证明他所言不虚。

不过，这其中也不是完全没有漏洞。从他的供词推断，他唯一可杀日高的机会，应该是在打电话给理惠之前，即他和大岛分开后，一抵达日高家就马上杀了日高邦彦，随即作了一些善后处理，再若无其事地打电话给被害人的妻子。

不过，法医的鉴定已经证明这样的假设无法成立。案发当天下午，日高邦彦在和妻子购物途中曾吃了一个汉堡，依照胃中食物消化的程度推断，死亡时间应在五点到六点之间，最晚也不可能超过七点。

难道只能承认野野口修的不在场证明是完美的吗？

老实说，我一直觉得凶手应该是他。之所以这样认定，是因为案发当晚他脱口而出的某一句话。从听见那句话的瞬间，我就开始揣测他是凶手的可能性。我也知道，光凭直觉办案非常没有效率，可是只有这一次，我任凭直觉自由发展。

得知野野口修把这件事记了下来，我觉得十分意外。因为我想，如果他真是凶手，绝对不会做出把事情细节交代清楚的蠢事。可是，当我读手记的时候，这个想法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我必须承认，那份手记写得非常完整，而且十分具有说服力。阅读的时候，我几乎忘了里面所描写的内容未必与事实相符。不过，这不正是野野口的居心吗？

我思索着身为案犯的他要怎么转移警方对自己的怀疑。他应该早就料到，因为时间的问题，自己的嫌疑最大。

而出现在他面前的，竟然是曾在同一所学校执过教鞭的男子。于是，他利用了那个人，写出与事实不符的手记让其阅读。昔日的菜鸟老师，即使做了警察也肯定成不了大器，应该很容易中计。

这会是我的胡思乱想吗？因为彼此相识，潜意识里太过强调办案不可掺入私人情感，结果反而更看不清事实？

然而，我成功地在他的手记里发现了几处隐匿的陷阱。更讽刺的是，如果不是他亲手写出这份资料，也找不出除他以外，案犯不做第二人想的重要证据。

现在的障碍就是他的不在场证明。不过，那些实际上从头到尾都只是他个人的说明。六点过后接到的那通电话，是否真的为日高邦彦所拨打，这点谁都不知道。

我把与此案相关的诸多疑点从头到尾再审视一遍，结果发现有一条线索贯串始终，而答案就在野野口修的手记里。

将自己的推理所得重新整理清楚后，我向上司作了汇报。上司是个十分谨慎的人，他也赞同我的看法。从第一次见面的印象推断，他也觉得野野口修可疑。野野口的手记里并没有提到，事发当晚他显得异常兴奋而多话。我和上司都知道，这是真凶显露面目的典型表现之一。

“现在只欠物证了。”上司说。

我也有同感。虽然我对自己的推理颇具信心，可这只能算是基于现有情况所作的合理推断。

还有一个问题。案犯的动机是什么？我们进行了各式调查，日高邦彦自不必说，对野野口修我们也搜集了不少资料，但实在找不出野野口修杀害日高的理由。相反，就工作上多方关照这点而言，日高甚至可以算是野野口修的恩人。

我回忆起记忆中的野野口修。那时在初中任教的他，总是冷静过人，凡事照本宣科，从未出过差错。就算学生临时惹出什么麻烦，他也绝对不会自乱阵脚，而是参考过去的案例，在第一时间作出最无争议的决断。说难听一点，他不会加进半点私人情感，一切公事公办。

曾经有一位女英文老师跟我谈过他的这个特点：“野野口老师真的很不喜欢教书这份工作。正因为他不想操心学生的问题，也不想担负额外的责任，才会尽可能冷静处理所有事情。”

她说，野野口老师想早点辞去教职，成为一位作家，就连教师联谊会也很少参加，好像总在家里写作。

结果如她所言，野野口修真的成了作家。我不知道教师这份职业对野野口而言到底意味着什么。不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