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威廉姆斯小姐也注意到有什么事情不对劲。她有些好奇地看着我，我却无意告诉她出了什么事。我跟她建议说应该去菜园子里找找，那儿有一棵安吉拉很喜欢的苹果树，然后我自己赶忙跑去岸边，划上船去奥尔德伯里。

　　我弟弟已经在那边等着我了。

　　我和他一起沿着那天我带你走的路向上往屋子那里走去。看过了那里的地形你就能明白，在经过巴特利花园围墙下面的时候，我们肯定会听到里面的人所说的话。

　　不过除了听出来卡罗琳和埃米亚斯正在为某件事争论不休之外，我并没有特别留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

　　当然我没有听到卡罗琳说哪怕一句威胁的话。他们讨论的话题是安吉拉，我推测卡罗琳是在恳求能不能暂缓送她去学校。然而埃米亚斯不为所动，还生气地冲她喊，说事情都已经定下来了，他会帮她收拾行李的。

　　我们刚好走到花园门口的时候，门打开了，卡罗琳走了出来。她看上去烦躁不安，但举止还算恰如其分。她有些心不在焉地冲我笑笑，说他们刚才在讨论安吉拉的事情。正在此时，埃尔莎沿着小路从上面走下来，而埃米亚斯显然也想要继续画画，不愿让我们打扰，于是我们就沿着小路走上去了。

　　事后菲利普感到极度自责，因为我们没有当机立断采取行动，但我自己不敢苟同。我们根本没有权利把这件事假设成有人想要策划谋杀。（而且我现在也相信这并不是有预谋的。）很显然我们应该采取一些行动，但我依然坚持认为我们先把这件事仔细地商量一下是正确的。找到合适的解决办法很有必要。其实有那么几次，我自己也在怀疑究竟是不是我搞错了。那个瓶子在前一天真的如我所想是装满的吗？我可不是那种能够对所有事都无比确信的人（像我弟弟菲利普那样）。记忆有时候就是会跟人开玩笑。比如说，你可能明明记得把一件东西放在了某个地方，结果却在完全不同的地方找到了。我越是努力想要回想起头天下午瓶子到底是不是满的，就越是拿不准。这让菲利普感到十分恼火，开始对我彻底失去耐心。

　　当时我们已经没法继续讨论下去了，所以很默契地决定把这件事放到午饭以后再说。（可以说，只要我愿意，我总是能够随时来奥尔德伯里和他们共进午餐。）

　　后来，安吉拉和卡罗琳给我们拿来了啤酒。我问安吉拉她为什么要逃课，告诉她威廉姆斯小姐正生气呢。她说她刚才去游泳了，接着又补充说她实在搞不明白，既然已经准备把新衣服都带到学校去，为什么还得去补她那条可怕的旧裙子。

　　因为看起来也没有机会和菲利普进一步单谈，而且我也真的急于自己把这件事再彻底想一想，所以我就沿着小路往巴特利花园那里走下去。像我上次给你指出的，在巴特利花园的上方，树林中间有一块空地，以前那儿有一张旧长椅。我坐在长椅上边抽烟边思索，同时看着埃尔莎坐在那儿给埃米亚斯摆姿势。

　　我想起她的时候永远都是那天的模样。她穿着黄色的衬衫，深蓝色的裤子，为了保暖，肩膀上还围了一件红色的毛衣，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摆着姿势。

　　她的脸庞洋溢着健康和活力，显得容光焕发。而她愉快的声音则在畅谈着未来的计划。

　　听上去好像我在偷听他们的谈话，其实不然。埃尔莎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我，她和埃米亚斯都知道我在那儿。她还冲我挥挥手，对我说埃米亚斯那天早上简直就是蛮不讲理，不让她有片刻的休息。她觉得浑身僵硬，又酸又疼。

　　埃米亚斯马上吼着说她才没有像他那样僵呢。他全身都僵硬了，就像肌肉风湿病犯了似的。埃尔莎挖苦他说道：“可怜的老头子！”他则说她以后就要伺候一个浑身上下嘎吱作响的残疾人了。

　　要知道，他们在给别人造成了那么巨大痛苦的同时，还能够若无其事地一起畅想着将来，这着实让我惊愕不已。但我还是无法因为这个指摘她。她如此年轻，如此自信，又爱得如此之深，却真的不明白她正在做什么。她不懂得什么是苦痛。她只是用孩子气的天真想法想当然地以为卡罗琳“会好起来的”，“她很快就会挺过去的”。你知道，她的眼中只有她和埃米亚斯在一起的幸福，除此之外别无他物。她已经告诉过我，说我的观点太陈腐了。她坚信不疑、义无反顾——也毫不怜悯。不过你又怎么能够指望一个光彩照人的年轻人有一颗怜悯之心呢？只有更年长、更睿智的人才会有吧。

　　当然啦，他们并没有聊很多。没有哪个画家在作画的时候会想要闲聊的。也许差不多每十分钟埃尔莎就会发表点儿评论，而埃米亚斯则嘟囔着回应几句。有一次她说：“我觉得你对西班牙的看法是对的，我们第一个要去的地方就是那儿。而且你必须带我去看斗牛。肯定精彩极了。只是我就喜欢看牛把人杀死，而不是反过来。我能体会古罗马的女人们看见一个男人死去时候的那种感觉。男人不算什么，动物才真的了不起呢。”

　　我认为她自己就很像一只动物——年轻气盛，做事情靠本能；什么悲伤的体验啊，存疑的观念啊，一概没有。我不相信埃尔莎曾经思考过，她只会去感受而已。但她充满了活力，这一点我认识的所有人都比不上……

　　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那么光芒四射、自信满满——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有个词叫回光返照，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