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不禁感到，尽管改写者用意良好，但某种伤害和欺骗是他们误导性译作的必然结果。

虽然卡莱尔小姐选集中有些英语译作尽量想遵循原文，但因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称为“改写”。那么，在一首明显是拙劣仿作的诗中，有什么是特别可改写或具备改写性的吗？但愿有人告诉我，但愿我能理解。“改写”成什么？符合愚蠢的读者的需要？符合良好趣味的要求？符合作者自身的才华？但世界上的读者是多种多样的；没有什么艺术的仲裁者能告诉我们，什么是我们能说的，什么是我们不能说的；说到才华，那些意译中想象的高度并不与学识的深度相得益彰，犹如湖中倒映围绕山峰——这至少会是一种安慰。我们所有的是粗糙的模仿、不负责任的创新和无知的错误。如果这种状况成了一种国际时尚，我很容易想象罗伯特·洛威尔自己发现，他的一首优秀诗作，其魅力在于简洁、雅致的风格（“ ... splinters fall in sawdust from the aluminum-plant wall ... wormwood ... three pairs of glasses ...leathery love”），在某个国家，通过某个词汇有限的美国侨民的帮助，被某个著名的不懂外语的外国诗人改写。一位愤怒的书呆子，希望告知和保护我们的诗人，可能将这首被改写的诗再译回英语（“ ... I saw dusty paint split and fall like aluminum stocks on Wall Street ... six glasses of absinthe ... the football of passion”）。我想知道，受害者会在哪一边？

（写于1969年9月20日，刊于1969年12月4日的《纽约时报书评》。我热切希望这篇短文能让在苏俄的诗人的遗孀读到。）

(1)　大意是：为了未来岁月伟大的荣耀／为了人类的高贵种族／在父辈的筵席上／我被剥夺了碗碟、欢乐和荣誉。猎狼犬扑上了我的肩膀／但我并不是嗜血的恶狼／像是戴了一顶毛皮帽／插入西伯利亚厚实的毛皮袖筒。／——所以，我可能看不到懦夫／一些软软的淤泥、车轮上的血腥骨头／蓝狐毛皮为我彻夜照耀／那是一种原始质朴之美。／叶尼塞河在夜色中流淌／松树高耸抵达星空／因为我并不是嗜血的恶狼／不义扭曲了我的嘴唇。

周年日记 （1970）

我最初想为本期《三季刊》（第17卷，1970年冬季，西北大学，埃文斯顿，伊利诺伊）精心写一篇文章，杂志要出一期我七十周岁的专号。然而，我很快意识到，我可能会发现自己在讨论对我的小说的批评，而我一向逃避做这种事情。确实，做这类事情，纪念专集是一种特别和难得的场合，但我不希望来创这个先例，所以决定只发表一些我作为一个客观的读者粗略的笔记，我非常希望清除细微的事实错误，如此美妙的礼物理应完美；因为我知道编辑查尔斯·纽曼和阿尔弗雷德·阿佩尔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记得在为这场盛宴备料时，特邀编辑如何坚定地拒绝在出版前向我透露任何细节。

蝴蝶

为本书作出的最周到、最动人的诸多贡献中，蝴蝶是其中之一。蝴蝶模样的昆虫的老式刻图在书中出现了十二次，以暗示一个双重系列或陈列柜中的一组样本；还有一幅红纹丽蛱蝶的漂亮照片（但“蛱蝶”是它的科名，而不是属名；它的属名是“红蛱蝶”——这是我第一处挑毛病）。

小阿尔弗雷德·阿佩尔

阿佩尔先生作为特邀编辑撰文论及我的两部重要小说。他的文章《〈洛丽塔〉的背景》是难得的榜样：在提供特别的资讯（对我来说，这是文学批评最大和最能接受的功能）的同时，兼顾艺术和学识。我愿意就他的文章多说几句，但谦逊（一般的书评家对作家的这一美德特别看重）否决了我的这一快乐。

这本珍贵的文集中他的另一篇文章是《被描述的〈爱达〉》。我在《爱达》的第一段文字中植入了三个明显的错误，想要嘲笑对俄国古典名著的误译：《安娜·卡列宁》（打印注意，别另加“娜”，她不是一个芭蕾舞女演员）的首句被颠倒了；安娜·阿尔卡迪耶夫娜的父名被赋予了一个怪诞的阳性词尾；托尔斯泰家族纪事的标题被虚构的斯通纳或洛威尔弄糟了（我至少从愤慨或困惑的读者那儿收到十多封信，对那些错误进行澄清和纠正，其中一些读者是俄国人，他们读《爱达》从来读不到第二页）。另外，在同样重要的段落中，“塔博尔山”和“庞提乌斯”分别暗示翻译中的变异和背叛，而原著遭受自负和无知的翻译家的奴役。这个观点是对阿佩尔先生在他的出色的文章《被描述的〈爱达〉》中相关论述的补充。我承认，他的文章给我带来极大的阅读快感，但其中的一处错误有必要加以纠正：我的波罗的海伯爵和作家诺曼·梅勒先生全然没有关系。

西蒙·卡林斯基

卡林斯基先生的《N和契诃夫》是一篇很出色的文章，我也非常乐于和A. P. 泛舟湖上，在落日下，他垂钓，我注视着水面上的天鹅。卡林斯基先生将他的手指放到了神秘的感觉细胞上。他是对的，我确实很喜欢契诃夫。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