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什么影响，但我能想象一批作家仿效我“古怪的”直言不讳，从长期看，会导致该书销量下降，这样，也就会让布尔什维克的希望受挫，从而使他们的人质比以往更易受到伤害。还有其他理由——但我自然没有提及一个考虑，这就是可能会改变我的主意，最终去写那种破坏性的书评——不难想到它会被有些蠢人归结为争强好胜。

您告诉罗伯特·宾厄姆您对《日瓦戈医生》的看法了吗？

我告诉他的仍然是我今天的想法。任何一个有才智的俄国人看了就明白，这本书是拥护布尔什维克的，就历史而言是不真实的。因为它忽略了1917年春季的自由派革命，而使那位圣人般的医生七个月后欣喜若狂地接受了布尔什维克的“政变”——所有这些是与党的路线保持一致的。撇开政治不说，我把这部小说视为失败之作：笨拙、琐碎、夸张，再就是老套的情景、大腹便便的律师、令人难以置信的姑娘和千篇一律的巧合。

然而，您对作为抒情诗人的帕斯捷尔纳克有很高的评价？

是的，我赞赏他因诗歌的力量而获得诺贝尔奖。然而，在《日瓦戈医生》中，他的散文比他的诗歌逊色得多。在写景或比喻中，你或许可以辨认出他的诗才的回音，但那些偶尔的闪光不足以把他的小说从过去五十年来苏联文学典型的狭隘和平庸中拯救出来。而正是和苏联传统的联系使这部小说受到激进读者的欢迎。我深切地同情帕斯捷尔纳克在警察国家的处境，然而，无论是《日瓦戈医生》风格的庸俗，还是在基督教招牌下寻找庇护的思想都不能把这种同情转化为一个作家同行的热情。

但这本书似乎已经成为一部经典，您如何解释它获得的声誉？

我所知道的是，在今天的俄国读者中——我是说读者，他们代表了那个国家优秀的地下知识界，他们设法得到和传播不同政见作者的作品——《日瓦戈医生》并非普遍和无条件地受到称赞，或至少没有像它曾在美国读者中得到的那样。当这部小说在美国出版，美国的左翼理想主义者乐于从中发现这样一个证明：即使在苏联统治下，“一部杰作”也能产生。对他们来说，这是列宁主义的胜利。他们对这样的事实感到宽慰，不管怎样，这部小说的作者仍然站在善良的老布尔什维克一边，书中毫无一个真正流亡者对野蛮国家的不能遏止的蔑视。

现在让我们转向——

（记录本上的文字在此中断）

(1)　Lalage，其意不详，但应指《洛丽塔》。《洛丽塔》在美国由普特南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立即成为畅销书，1959年成为《纽约时报》畅销书第一名，最终被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挤出。

《花花公子》(1) （1961）

致《花花公子》编辑：

莫里斯·吉罗迪亚有趣的回忆（《奥林匹斯山上的色情学家》，《花花公子》4月号）存在一些错误。我和吉罗迪亚先生的通信，以及和我的文学经纪人有关吉罗迪亚先生的通信，不久将发表在一篇叙述《洛丽塔》苦难的文章的附录中，这些通信将会说明什么导致了我们之间关系的“恶化”，还会揭示我们中哪一个“如此看重小仙女现象的经济利益”而“无视其他的现实”。这儿，我只讨论吉罗迪亚先生的一个谬见。我希望驳斥吉罗迪亚先生奇怪的指责：我意识到他出席了1959年10月伽利玛(2)的鸡尾酒会。既然我从来没有跟他见过面，也就不会熟悉他的脸，不可能在他“慢慢走向”我的时候“认出”他来。我根本就心不在焉（像亨伯特·亨伯特以他那种不自然的方式指出的），无法在众多的来宾中辨认什么人，尤其是在那种乱哄哄的场合。有些不太出名的神话人物和历史人物，可以通过他们的特征和标志认出来，要是吉罗迪亚先生在猜谜游戏中出现，端着放着一个作家头颅的盘子，我也许就能认出他来。但他来的时候没端盘子，我为我的走神抱歉，但我必须申明：我没有同吉罗迪亚先生谈论他兄弟的翻译，或其他什么事情，而且我还是全然不知同奥林匹斯山上的色情学家交换过礼貌的微笑。顺便说一下，在对我们之间并不存在的交谈的描述中，吉罗迪亚先生将我的肢体动作比作一只海豚。天哪，我的动作像一只海豚！——这么做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吉罗迪亚先生说起那些温和的鲸目动物时，带着一条软骨鱼的可怕胃口。

法国尼斯

(1)　发表于1961年7月。

(2)　Gallimard，法国著名出版社。

《伦敦时报》(1) （1962）

致《伦敦时报》编辑：

我发现我的名字列在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程序册中，与其他作家一起受邀参加艺术节的作家会议。在这份名单中，我发现几个我尊敬的作家，但另有一些作家——如伊利亚·爱伦堡(2)、伯特兰·罗素(3)，还有萨特——我可不愿意和他们一起参加任何艺术节或什么会议。不用说，我对会议主题“作家的问题和小说的未来”一点也不感兴趣。

要是在我的名字出现在艺术节程序册之前就收到会议邀请函，我宁可以一种比写这封信更私密的方式通知艺术节委员会。

(1)　发表于1962年5月30日。

(2)　Ilya Ehrenburg（1891—1967），俄国作家。

(3)　Bertrand Russell（1872—1970），英国哲学家。

《交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