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即使不是反小说：一个男子挤在一辆公车上，后来，他的一个朋友建议他在大衣上增加一粒扣子，这样的“故事”以不同的方式重复讲了九十九遍，而没有什么“生动有趣”的，如詹姆斯·邦德的故事那样。——原注

(30)　Franz Hellens（1881—1972），比利时小说家。

(31)　纳博科夫自然是在取笑学术界的癖好，将个体的艺术家或作家简单地、武断地归入某个“时期”、“流派”、“主义”（他说“只有一个流派，那就是天才派”），但是，他的回答又实有所指。波德莱尔在比利时度过了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海伦斯生于1881年，在波德莱尔死后十四年才出生。海伦斯确实代表“后波德莱尔时期”。海伦斯全集包括八部小说、十四部诗集。1931年的诗集有一幅莫迪利亚尼为他所画的肖像。他的《诗歌全集》出版于1959年，他的最新作品《物体》出版于1966年。《新版拉鲁斯》（1969）有他的一个简短条目。纳博科夫很多年未见到海伦斯了。1959年，他送给纳博科夫一本他的小说《上帝的眼睛》，热情地写上“给《洛丽塔》的作者”。——原注

《纽约时报》 （1971）

和奥尔登·惠特曼的第二次见面是在1971年4月中旬，访谈刊于4月23日的《纽约时报》（有印刷等错误）。

先生，再过几天，您就要七十二岁了，超过《圣经》上所说的“人生七十”。如果说这是成就的话，那这一成就给您留下什么印象？

在人的预期寿命几乎达不到它的一半长度的年代里，“人生七十”听起来无疑让人生出敬意。即便这样，彼得堡的儿科医生也从没有想到我会取得你所提到的这种成就：幸运的承受力、看似矛盾的超脱的毅力、好工作和好酒、对稀有的昆虫或有韵味短语的纯正的迷恋。另一件也许能提供帮助的事实是，我有点迷信：数字、梦境、巧合会极大地影响我——虽然并不是荒诞的恐惧，而是神话般的科学谜团，难于陈述，更说不上解决。

那您的生活是否达到了您年轻时的期望？

迄今为止，我的生活远远超出我童年和青年时期的雄心。在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十年，在和我的家人去西欧的旅行途中，我躺在床上胡思乱想，想象成为一个流放者会怎么样，在国外度假胜地的桉树下，思念遥远、凄凉、不可征服的俄国（这一称号将会被证明是合适的）。列宁和他的警察将这一臆想变成了现实。十二岁时，我梦想去喀喇昆仑山脉寻找蝴蝶。二十五年后，在我勇敢的父亲的陪伴下（见我的小说《天赋》），我手拿网兜，成功地去中亚山区探险。十五岁时，我想象自己七十岁时是一个世界著名作家，一头白发，波浪起伏。今天我实际上成了一个秃头。

如果生日愿望与马有关，您希望有什么样的马？

只想有珀伽索斯。(1)

我听说您正在写一部新的小说。有书名了吗？您能简单介绍一下这部新作吗？

我正在写的这部小说名为《透明》(2)，但作品概要是一个模糊的影子。我们在蒙特勒的旅馆的门面正在重新粉刷，我跑到葡萄牙的最南端，想要找一个安静的地方（得适应冲浪和海风）可以写作。我在凌乱的卡片上写（我的已经存在的文本会作无形的引导），我不断地填补和删节，写作过程中削笔刀用得比铅笔还多；但我在之前的几次采访中已经说过这些——有一个词的拼写我每一次都要查词典；我旅行时随身带着1970年版《韦伯斯特大词典》。顺便说一下，词典定义“Quassia”时认为它来自“Quassi”，这是一个18世纪的苏里南黑奴，他发现了一种治疗白人孩子肠虫的方法。另一方面，这部词典中并没有我自创或化用的新词——既没有“iridule”（《微暗的火》中的珍珠母云朵），也没有“racemosa”（一种稠李），更没有与音律有关的术语，如“scud”、“tilt”（见我对《叶甫盖尼·奥涅金》的评论）。

对《爱达》有各种不同的批评，在您看来，哪些批评特别有见地？为什么？

除了一些无可救药的雇用文人（他们连头几章都读不了）之外，对我这本最具都市色彩和诗意的小说，美国的书评家有独到的见解。至于英国报刊，少数有眼光的批评家的评述也很中肯；一些糟糕的批评家则有失水准，而往常作为我的精神向导的菲利普·汤因比(3)先生似乎对《爱达》大为苦恼，甚至超过了《微暗的火》带给他的苦恼。我记不清那些批评的细节，眼下连绵的山脉也隔开了我的文件，但一般说来，我妻子和我已经很久不把剪报塞进易忘的盒子里去了，而是由能干的秘书贴在一个大册子里，这样，我比以前更了解当下的各种流言蜚语。为直接回答你的问题，我想说，我得益于一个严肃批评家的是足够的洞察力，能理解我的用词和比喻，我的目的不是哗众取宠或故弄玄虚，而是以最大的诚实和澄明，表达我的所感所想。

您的小说《玛丽》在美国获得了成功，您怎么会想到将一部多年前的小说出英文版？

在我写于四十八年前的第一部俄语小说的英译本序言中，我指出存在于作者1915年的初恋和小说人物加宁恋情之间的相似性，加宁在风格化的《玛申卡》中回忆起这段恋情。也许在始于40年代（那正是介于《玛申卡》和《玛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