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带”袭扰。通过纵容甚至暗中支持武装走私和边境摩擦，不断消耗宋军精力，试探防御漏洞，破坏边境稳定，同时避免承担开启大规模战事的责任。

“绩效2.0”的应对措施迅速启动：

1. 情报网络发力：命令边境“舆情观察员”和潜伏哨，重点搜集走私团伙的源头、路线、接头点以及背后可能的辽国官方或部族支持者信息。绩效指标：七日内，摸清主要走私网络的至少三条关键链条。

2. 快速反应部队实战检验：抽调两支“快速反应部队”，配属熟悉地形的向导和必要的“神机箭”（用于威慑），在走私高发区域进行机动巡逻和设伏。绩效指标：遭遇武装走私时，击溃或擒获率需达到七成以上，己方伤亡需严格控制。

3. 外交军事协同施压：狄咏亲自约见辽国边境最高将领，出示查获的辽国制式物品（从走私者手中缴获）和伤亡士卒证据，提出严正抗议，要求辽方约束边军和部族，共同打击跨境武装走私。同时，北疆宋军举行一次公开的、针对性的反走私演练，展示决心和能力。

4. 边境民生与联防：鼓励边民举报走私，设立悬赏；同时，加快在边境冲突频发区域推行“民兵保甲联防”试点，将边民组织起来，参与巡逻、警戒、信息传递，并将其参与度和贡献纳入地方官府的“民生保障KpI”考核。

这是一场“治安战”与“心理战”的结合，考验的是狄咏新防御体系的精细化、灵活性和韧性。第一次压力测试的结果，将直接影响北疆未来的安宁，也检验着“绩效”管理在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时的有效性。

张方平率领的查办使团在东南的进展，在突破初期的一些小案后，再次陷入了“深水区”。他们接触到的汪掌柜之流，提供的多是边缘信息。真正的核心网络保护严密，关键账册要么被销毁，要么以极其复杂的方式分散隐藏（如化整为零记入无数无关商户的正常账目中），难以溯源。涉案的中高层官员要么矢口否认，要么抛出几个替罪羊，自己则用早已准备好的“合规解释”和“数据迷雾”应对质询。

“绩效查案法”在应对这种高度组织化、反侦查意识极强的对手时，遇到了瓶颈。数据交叉比对能发现异常，但难以锁定具体个人和完整证据链；流程复盘能找到漏洞，但对方早已准备了填补漏洞的“后手故事”。

这一日，使团驻地收到一封匿名投递的信函，里面是几页残缺不全的账目影印（似乎是原本的摹写），涉及几家看似毫无关联的商号之间的大额资金往来，时间点恰好与几笔重大盐课亏空吻合。信函末尾有一行小字：“欲知详情，三日后子时，城东荒废海神庙，只身前来，过时不候。”

这显然是一个诱饵，也可能是陷阱，但或许是突破僵局的唯一机会。

张方平召集核心成员紧急商议。有人认为风险太大，可能是调虎离山或刺杀阴谋；有人认为值得冒险，但需周密布置。

“绩效查案，亦需胆魄。”张方平最终决定，“去，但不能‘只身’。我们这样安排……”他制定了一个详尽的预案，包括明暗两条线的人员布置、接应方案、信号约定、以及万一出现意外的撤离路线。这本身也是一次“高风险行动绩效”的实践。

沈括和苏轼选定的首个民用推广项目——改良织机传动机构，在取得工坊内的“绩效评审”高分后，开始在北疆一处新建的官营织坊进行试点安装和培训。

然而，推广过程遇到了典型的“水土不服”。

从“星火工坊”派去的年轻工匠，满口齿轮、连杆、传动比，操作精细，要求严格。而织坊里的老师傅和女工们，习惯了旧织机的手感与节奏，对这种需要定期上油、检查螺丝、操作稍有不同便可能卡线的新玩意儿既好奇又排斥。一次操作不当导致纱线大面积断裂后，老师傅更是抱怨：“花里胡哨，还不如咱的老家伙好使！”

效率提升的数据在纸面上很美好，但在实际生产的第一周，因为不熟悉和抵触，整体产出反而下降了。

沈括接到汇报，立刻意识到问题所在：“只重器物之利，未顾人情之常。”他让苏轼执笔，编写了一份极其浅显、图文并茂的《新式织机操作养护三字诀》和《常见故障排除指南》，用朗朗上口的歌谣和简单图示，代替复杂的原理讲解。同时，他请求狄咏协调，让地方官府给予织坊女工一定的“学习补贴”，并承诺熟练使用新织机后，计件工钱可提升一成。

更重要的是，他派去了工坊里一位不仅技术好、而且善于沟通的老匠人，让他去“蹲点”，手把手教，耐心听抱怨，慢慢化解抵触情绪。技术推广的“绩效”，不能只看机械效率，还要考量“人的接受度”和“推广过程的平滑度”。

林绾绾的“绾云轩”信息网络运转愈发顺畅。她不再被动听取闲谈，而是开始有意识地引导话题。比如，在几位与东南盐案涉案官员有姻亲关系的夫人面前，“无意间”感叹朝廷查案力度之大、证据之细，透露出“听说连十几年前的旧账都翻出来了”的风声（这其实是她的猜测和夸大），观察她们瞬间变色的表情和后续匆匆离去的举动。这些细微反应，都成为她判断哪些府邸可能更深度卷入的参考。

她的“社交绩效”，从单纯的信息收集，升级到了初步的信息分析和主动试探，为孟云卿的监控提供了更有针对性的方向。

东宫里，太子少傅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