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才能强盛，百姓才能安乐。殿下将来，也要学习这些。”

赵言听得懵懂，但“规矩”、“用人”、“检查”这些关键词，伴随着那些英雄故事和惊险事件，开始在他心中与“太子”这个身份产生模糊的联系。他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画了一个戴冠的小人（代表皇帝或太子），又画了许多其他小人围着他，中间连着许多线。他似乎开始感觉，那个位置，意味着很多线和很多责任。

清算在进行，种子在播下。旧的秩序被打破，新的规则在建立。无论是朝堂上的职位更替、边疆的防御升级、宫中的制度补丁，还是工坊的技术探索、市井的信息流动、东宫的启蒙教育，都在按照各自领域的“绩效”逻辑，悄然重塑着大宋的肌体与未来。风暴过后，并非只剩废墟，更有在瓦砾中顽强生长的新芽，以及为应对下一场未知风雨而进行的、沉默而坚实的准备。

清算的铁腕与重建的蓝图并行不悖，大宋朝堂内外如同一个庞大的工坊，在各自主官的“绩效”驱动下，轰然运转，试图抹平创伤，铸就更新的秩序。然而，新榫卯嵌入旧榫眼，难免有摩擦之音；被清扫的尘埃之下，亦可能藏着未曾触及的根基。磨合期的阵痛与潜藏的暗礁，开始悄然显现。

寿王被圈禁宗正寺，其党羽清算按部就班。然而，一道意料之外却又情理之中的阻力出现了——太后。

这位经历了丧夫、垂帘、还政、又眼见幼子（寿王）身陷囹圄的老人，在病榻上淌着泪对前来请安的赵小川道：“皇帝，哀家知道俣儿犯了大错，罪无可赦。可他……终究是你皇叔，是先帝的血脉。这些年，他或许糊涂，或有怨望，但哀家不信他真会狠心到要颠覆祖宗江山……圈禁已是重惩，能否……能否留他一条性命？哪怕废为庶人，终生看守陵园，也好过白绫鸩酒，让哀家白发人送黑发人……”

太后的眼泪和恳求，让赵小川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这不是朝堂上的政争，而是家族内部的情感与法理纠葛。太后虽已还政，但在宗室和部分老臣心中仍有巨大影响力，她的态度会影响“清算KpI”执行的舆论环境，甚至可能让一些本已认罪的乙类、丙类官员心生侥幸。

赵小川在垂拱殿独坐良久。程序员的本能让他分析各种处理方案的“系统影响”：

· 强硬到底：坚持依法严惩，可能彻底得罪太后，引发宗室不安，甚至被解读为“刻薄寡恩”，影响自身“仁孝”形象，不利于后续统治的“软环境绩效”。

· 完全妥协：赦免寿王死罪，则国法威严受损，甲类核心党羽的判决也难以服众，可能让“清算KpI”的效果大打折扣，甚至埋下未来隐患。

· 寻求中间路径：在法理框架内，寻找一个既能保全太后些许颜面、宗室勉强接受，又不至于严重破坏“清算”严肃性的方案。

他最终选择了第三条路。他亲自前往宗正寺，与负责审理的三法司主官、以及几位德高望重的宗正老臣进行闭门商议。最终，他们拟定了一个方案：

1. 维持对寿王“谋逆大罪”的定性，绝不更改，这是底线。

2. 在量刑上“酌情”：考虑到其宗室身份、以及太后求情、本人或有过悔罪表示（需审问确认）等因素，拟判处“赐自尽”改为“终身圈禁，遇赦不赦”，但保留其宗室身份（最低等），供给衣食，允许有限度的读书（限于经史，禁涉权谋兵书）。

3. 将此“酌情”作为标杆：明确告知所有涉案官员，寿王因特殊身份和太后求情获此“恩典”，尔等并无此待遇。若想活命或从轻发落，唯有彻底交代、戴罪立功一途。

赵小川将此方案禀明太后，言辞恳切地说明了国法、亲情与朝局稳定的权衡。太后虽仍悲伤，但也知这是皇帝能做出的最大让步，且保全了儿子性命，终于含泪默许。

消息传出，朝野反应复杂。激进派觉得皇帝心软，保守派则松了口气，认为皇帝终究顾念亲情宗法。但无论如何，“清算”进程得以继续，且因为有了寿王这个“特殊案例”的对比，其他涉案官员更加不敢心存侥幸，审讯和交代效率反而有所提升。

赵小川的“绩效”管理，在此展现了必要的“弹性”和“情境化”处理能力——在坚持核心原则（依法清算）的同时，灵活调整策略（量刑酌情），以应对外部压力（太后），最终确保了整体目标的推进（肃清余党、稳定朝局）。这堂生动的“政治绩效弹性课”，让他对管理的复杂性有了更深体会。

狄咏的“防御绩效2.0”体系尚未完全运转娴熟，便迎来了第一次真正的压力测试——不是大军压境，而是更为棘手、模糊的边境走私与摩擦升级。

随着榷场贸易部分恢复，利益驱动下，走私活动悄然抬头。不同于以往小打小闹，近期出现的几起走私案，呈现出组织化、武装化的特点。走私物品也不再限于盐茶绢帛，甚至出现了精铁、硫磺等敏感物资。更令人警惕的是，查缉过程中，宋方巡边士卒与武装走私分子（其中明显混杂着辽国边境部族悍勇甚至疑似辽军散兵）发生了数次小规模交火，造成双方伤亡。

这些事件分散、琐碎，但频率在增加。辽方边境官吏态度暧昧，时而推诿不知情，时而又指责宋军“越界执法”、“滥杀无辜”，边境气氛再次紧张。

狄咏意识到，这很可能是耶律斜轸的新策略——在正面谈判和勾结内应受挫后，改用“灰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