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看了张镇芳的电报之后，只是冷哼一声，就把电报递给了旁边的王士珍。王士珍拿起信认真看了一遍，上面讲人民党最近不少人脱党，曾经就任人民党师长的周镇涛在开封待了一段，与张镇芳谈及了整个局面。

　　王士珍身为陆军部大臣，情报工作也是他负责的。看完之后他微微皱起了眉，最近人民党对北洋的情报网实施了严厉的打击，在北京的王士珍竟然没有收到这消息。

　　“聘卿，这电报到底什么意思？若是想说什么，直接写封信过来，什么不能谈清楚？”袁世凯问。没头没尾的接到张镇芳这么一封电报，里面欲言又止，让袁世凯很是奇怪。

　　王士珍和往常一样先是沉默思考了一阵，才慢慢的答道：“想来张镇芳在河南的差事办的不好，他有些事情不敢说。”

　　有了电报和京汉铁路，河南与北京之间消息只要一天就能到。袁世凯对张镇芳这个表弟很是信赖，关于人民党在河南的“渗透”他也有所耳闻，只是到现在为止人民党也没有主动出兵，袁世凯也乐得张镇芳维持着河南的局面。听王士珍这么一说，袁世凯才感觉的确有些不对头。袁世凯问王士珍，“张镇芳为何不直说？”

　　王士珍答道：“张都督受大总统所命都督河南，他自是竭尽全力想把差事办好。遇到些事情也不会轻易向大总统诉苦，我觉得大总统不妨发封电报问问他到底遇到什么事情。想来张都督就会据实以告。”

　　听了王士珍的建议，袁世凯没有点头同意，也没有摇头反对。他脸上露出了一丝迟疑的神色，停了一阵，袁世凯才说道：“聘卿，现在国事艰难，哪个省不是吵吵着要钱、要粮、要减税免税。就算是我发封电报过去询问，张镇芳说的也不过是这些事情。他就算是说了，我又能如何？任命他当河南都督，就是要他管好河南的事情，遇到什么事都向中央诉苦，只是和前朝般开了个恶例。”

　　清末这些年中央财政枯竭，特别是庚子赔款后，中央让各省承担起赔款。即便是遇到些水旱灾害，中央也都是采用让地方募集赈灾物资的方法。既然地方上指望不上中央，地方官员自然与中央离心离德。满清覆灭的如尘如土，就是因为承担赋税的士绅，与负责收税的官员都对中央离心离德。

　　袁世凯自然对此变化极为清楚，那些没见过世面的土包子地主，还有那些留学生为主的革命党，自然可以认为满清是一切的罪魁祸首。他们或者吆喝着“立宪”或者干脆吆喝着“革命”。仿佛满清把权力交出来之后，天下就能够大治。袁世凯当然不能认同这种想法，宣统小皇帝在位的时候，国家面对的诸多问题并不可能简单的因为宣统一个小娃娃从龙椅上滚蛋，或者满人集团被一扫而空就能解决的。袁世凯上台之后，这些问题不仅没有立刻解决，反倒因为政权更替与社会震荡的原因，比以前还难收拾。委任各省都督们是让他们来替袁世凯解决问题，而不是让袁世凯给他们擦屁股。

　　王士珍对此同样非常了解，打一开始王士珍就不同意推翻满清。这固然是因为王士珍认为忠诚是必须的道德操守，还有一部分则是因为王士珍认为“实施立宪改变国体”可以接受，可是试图以改朝换代的模式来解决实际政治问题则是完全不现实的。贸然这么做的结果只能是“未受其利先遭其害”。

　　眼下北洋政府勉强撑住了局面，也就是勉强而已。当前北洋三大支柱，一是北洋军，二是与人民党之间有着“不算盟约的盟约”，三是外国政府对北洋政府的支持。

　　后两根支柱都相当不稳定，人民党到现在都没有加入国会，就陈克的个性，说翻脸就能翻脸。陈克与袁世凯的密约表面上对袁世凯帮助极大，就算是泄露出去也不可能对陈克的声望有什么打击，反倒会让袁世凯在国内“卖主求荣”的形象深入人心。北洋政府根本没有能够用来压制陈克的手段。

　　至于外国人，英国人为了确保定额贸易协议顺利实施，对袁世凯很是笼络。这种笼络不过是英国人的权宜之计，定额贸易协议稍微出些问题，英国人的笼络立刻就能变成威压。至于日本方面，他们图的是在东三省的利益，希望能够扩大在东三省的投资。根本不是对袁世凯本人有什么发自内心的支持。

　　袁世凯名义上是中华共和国的总统，拥有号令天下的大权。实际上袁世凯除了能够号令北洋军之外，其他各省都督能不给袁世凯添乱就不错了。为了保住对北洋军的号令大权，袁世凯政府不管能收到多少税，每年得先拿出几百万两银子撒给北洋军。这笔财政负担实在是太沉重了。

　　两人都是精通政治的，又是多年合作。甚至不用提及一个字，都能知道当下面对的局面。袁世凯不说话，王士珍也不说话。过了好一阵，袁世凯才说道：“聘卿，我意已决，当下之事莫过于趁着定额协议的机会扩大咱们北洋的出口。钱到手之后方能稳定局面。陈克能靠出口发财，咱们肯定也能。”

　　“那张都督这边呢？”王士珍问。既然张镇芳都发了这么一封电报，中央若是完全置之不理也显得薄情。

　　袁世凯冷静的答道：“告诉他，不管人民党闹出什么动静，他都得把河南稳住。只要撑过这个关口，人民党的事情肯定能解决。”

　　两天之后，陈克看完了这份电报内容忍不住笑道：“哦？过了这个关口么？看来袁世凯真的不想趁火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