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诚意’，是指什么？”

“简单。”高维岳伸出三根手指，“三个条件：第一，地是我高家的，你们必须认；第二，今年的收成，分我七成；第三，往后这片地租给我高家，你们的人可以继续种，但租子按六四开——我六你们四。”

冯振邦听了都皱眉：“高老爷，这条件……未免太苛。”

李健却笑了：“高老爷，您这就不讲理了。地是我们开的，渠是我们修的，肥是我们施的，谷子是我们种的。您拿张说不清地界的老地契，就要分七成收成，还要永久收租。天下哪有这样的道理？”

“我的地契就是道理！”高维岳声音提高，“你们不经主人同意擅自开垦，本就是侵占！我没告官治你们的罪，已经是仁至义尽！”

“那咱们就去官府说理。”李健寸步不让，“延安府说不清，就去西安；西安说不清，就去北京。正好，我新家峁得了皇上‘安民模范’的匾额，正想进京谢恩，顺便问问朝廷：开荒安置流民，是不是有功？豪强拿张旧纸就来抢粮，是不是有罪？”

提到“皇上”，高维岳脸色微变。他弟弟虽然在省里，但毕竟只是小官，真闹到京城，未必能占到便宜。

“李同知这是威胁我？”

“不敢。”李健淡淡道，“只是讲道理。高老爷若真要讲道理，咱们就按《大明律》来：地界不清，官府勘界；投入多少，各自举证。该是谁的，就是谁的。”

高维岳盯着李健，眼中闪过厉色。他原以为这个“泥腿子起家”的武官好拿捏，没想到如此难缠。

冯振邦适时打圆场：“二位，听老夫一句。这杏子河滩地，荒了三十多年是事实；新家峁投入巨大人力物力开垦，也是事实。高老爷有地契，但地界不清，也是事实。依老夫看，不如各退一步。”

“怎么退？”高维岳问。

“今年的收成，高家分三成，算是地契的补偿。往后这片地，归新家峁所有，但每年给高家一百石粮食，算是‘地权钱’，连给十年。十年后，两清。如何？”

这方案其实偏向新家峁——三千九百石谷子，分三成是一千一百七十石；往后十年每年一百石，总共一千石。加起来两千一百七十石，约值两千六百两。而新家峁的投入就值三千五百两，还不算今年的收成。

但李健知道，这是冯振邦在帮忙找台阶。若高维岳接受，虽不公平，但能避免冲突，也算可以接受。

然而高维岳冷笑一声：“冯老将军，您这偏架拉得也太明显了。三成收成？一百石年租？打发叫花子呢？最少五成收成，往后永久分成，否则免谈！”

谈判破裂。

冯振邦脸色难看：“高老爷，你这是不给老夫面子了？”

“面子是互相给的。”高维岳站起身，“李同知不给我面子，我何必给他面子？咱们……走着瞧！”

说完，带着人扬长而去。

冯振邦气得胡子直抖：“这老匹夫！李同知，你放心，这事我管定了！他要是敢乱来，我绥德卫第一个不答应！”

李健拱手：“多谢老将军。不过这事，我自有计较。”

他望向那片金黄的谷子地，目光深沉。

高维岳要的不是公平，是全部。这样的人，退一步，他就会进十步。

这一次，一步都不能退。

夜深了，李健独自在议事堂看着杏子河的地图。烛光摇曳，将他的影子投在墙上，拉得很长。

黄宗羲提着灯笼进来：“盟主，还没休息？”

“先生，我在想，咱们到底在争什么。”

李健指着地图上杏子河的位置，“是这四千石粮食？还是这三千亩地？”

“老朽以为，是争一个‘理’字。”

黄宗羲缓缓坐下，“豪强兼并，百姓无立锥之地，这是大明二百多年的积弊。新家峁要立的，就是‘耕者有其田’的理，是‘谁投入谁受益’的理。这个理立住了，百姓才有盼头，才敢放心开荒，放心投入。”

李健点头：“是啊，咱们争的不是一城一地，是一个道理，一个规矩。这个规矩就是：荒地谁开垦归谁；投入谁付出谁得利。而不是谁有旧纸，谁有权力，谁就能霸占。”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所以这次，一步都不能退。退一步，规矩就破了，人心就散了。今天高家能拿张旧地契来抢粮，明天王家、李家就能拿更旧的纸来抢地。到最后，谁还敢开荒？谁还敢投入？大家就等着饿死吧。”

“可高家有官府背景，硬顶的话……”黄宗羲担忧。

“那就让官府不敢偏袒。”

李健转身，眼中闪着决断的光，“先生，从明天开始，咱们要做两件事。”

“盟主请讲。”

“第一，把这件事闹大。不止延安府，西安、甚至北京，都要知道陕北有这么一桩豪强欺压垦荒百姓的事。咱们有《农工辑要》可以送，有商队可以传话，有说书人可以编故事。要把舆论造起来，造到天下人都知道：新家峁在做好事，高家在抢粮食。”

“第二呢？”

“第二，”李健一字一顿，“武装护粮。如果高家敢动手抢，咱们就敢动手保。但要记住：是‘自卫’，不是‘攻击’；是‘护粮’，不是‘抢地’。所有行动，必须等高家的人先动手。他们一动手，咱们立刻反击，但要控制规模——只驱逐，不追杀；只护粮，不占地。”

黄宗羲明白了：“盟主是要把高家逼到先动手的位置，占据道义制高点？”

“对。他们先动手，咱们反击就名正言顺。”

李健道，“到时候，就算闹到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