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就是律法！告诉你家主子，三天之内，把人撤走，粮食留下。否则，别怪我翻脸无情！”

周文彦还想争辩，高维岳已拂袖转入内室，管家高福上前做了个“请”的手势——逐客了。

第一次交涉，彻底失败。

李健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他立刻派出多路人马，从各个方向调查高家底细。

第一路去西安，由方以智通过旧日关系，查高维峰的底细。回报：高维峰虽只是布政使司经历（掌管文书的小官），但擅长钻营，与陕西按察使司的几个官员关系密切，还和司礼监某位太监的远亲结了姻亲。此人贪财好色，在西安官场名声不佳，但因会来事，暂时没人动他。

第二路在绥德本地打听，由侯方域派出的几个老成持重的情报员负责。他们扮作货郎、游医，在绥德城乡走访，收集到的信息触目惊心：

高家这些年兼并土地，手段狠辣至极。常用的一招是“围地”：先低价买下某块地周边的好地，然后或阻断水源，或破坏道路，或纵牲畜践踏庄稼，逼得中间的地主不得不贱卖土地。

对佃户更是苛刻。正常地租是五五分成，高家收到七成，遇灾年也不减免。有佃户交不起租，高家就抓人送官，勾结胥吏，轻则杖责，重则下狱。这些年被高家逼得卖儿卖女、家破人亡的，不下二十户。

“高三尺”的绰号，就是因为他兼并土地时寸土必争，连地边地角都要算计清楚，一丝一毫都不放过。

第三路在杏子河沿岸走访老户。终于，在距离河谷十五里的一个渔村，找到了一个八十多岁的老船夫。老人耳朵背了，眼睛也花了，但记忆还清晰：

“杏子河滩？那可是个好地方……三十多年前，嘉靖爷那时候吧，发过大水，黄河倒灌，整个滩都淹了，淤泥三尺深。原来那里是有几户人家，地也不错，但大水之后，死的死，逃的逃，就荒了。”

“高家的地？有，高家当时在那边是有几十亩地，但冲毁了，地界石都没了。后来高家找过，没找着，也就不了了之。现在他们拿的地契……嘿嘿，鬼知道是真是假。”

老人最后说：“那地方荒了三十多年，草都不长，成了乱石滩。这两年有人去开荒，我还说呢，谁这么傻，那地方能种出粮食？没想到……还真种出来了。”

关键信息到手：高家的地契可能曾经有效，但地界已失，且三十多年未主张权利。按大明律，这种情况该由官府重新勘界——但前提是，官府公正。

李健将所有信息汇总，在议事堂分析：

“高维岳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要地，而是要今年的收成。四千石谷子，值四千多两银子，对他也是笔大钱。地契纠纷只是个由头——成了，他白得一片好地；不成，至少也能讹一笔。”

“那咱们怎么办？”李定国问，“硬扛？”

“先看看他下一步。”李健道，“三天期限，看他怎么动。”

三天后，高家果然动手了。但不是硬抢，而是走了“合法”途径。

九月廿二，绥德知县派了二十多个衙役来到杏子河谷，贴出告示：

“查杏子河滩地归属存疑，经县衙初判，暂行封存。所有收成暂扣县衙，待查明归属后再行处置。垦荒人等即刻退出，不得阻挠公务。”

同时，高维岳暗中指使一批地痞，夜间破坏水渠，往田里撒盐。还四处散布谣言：“新家峁强占民田，官府要严办！”“那些流民都是贼寇，占了地就不走！”

垦荒队群情激愤。赵大勇带人护住谷子，与衙役对峙：“这是我们流血流汗种出来的！谁要抢，先从我们尸体上踏过去！”

衙役头目是个老油子，见状也不硬来，只围住田地，不让收粮。双方僵持。

消息传回新家峁，内部意见分歧。

郑老汉拍桌子：“打！高家欺人太甚！咱们出兵把谷子抢回来，看谁敢拦！绥德县衙算什么？咱们连延安府都不怕！”

钱小满则忧心忡忡：“高家有官府背景，真打起来，咱们就成‘抗官’了。朝廷正愁没借口对付咱们呢。孙传庭那边，可是一直盯着咱们。”

顾炎武沉吟道：“此事关键在于‘理’字。咱们占理，但高家占‘势’。如何以理破势，需仔细斟酌。”

李健听着各方意见，手指在地图上轻轻敲击。良久，他抬起头：“斗而不破，争而有序。”

他做了三件事。

第一，正式申诉。

以“杏子河垦荒队全体农户”的名义，将开垦过程、投入清单、证人证言整理成厚厚一册，递交延安知府赵彦。册中详细列明：何时开工，投入多少人工，修建哪些设施，预计收成几何。并附上老船夫等人的证言，证明此地已荒废三十余年。

同时，李健让方以智以私人名义给赵彦写了封信，语气委婉但意思明确：此事若处理不公，垦荒队万人（夸大数字）将赴省城告状，甚至进京叩阍。届时舆论哗然，赵知府脸上也不好看。

第二，发动舆论。

侯方域亲自操刀，将高家如何欺压百姓、如何伪造地契（虽未证实，但可暗示）、如何与官府勾结的事迹，编成几个通俗易懂的故事。

这些故事通过说书人、货郎、游方僧，在绥德、延安乃至周边州县传播。重点突出两点：一是新家峁开荒是为了安置流民，是“为国分忧”；二是高家夺地是为了私吞粮食，是“与民争利”。

还编了顺口溜：“高三尺，心太黑，一张破纸要抢粮；垦荒人，汗流干，辛苦一年为谁忙？”

第三，武力准备。

李定国及高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