噎食时的背部叩击、止血的按压要点。

每次讲座，说书场都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站着听完两个时辰，腿麻了也不肯走。讲座后的问答环节最是热闹，问题千奇百怪：“韩师傅，铁烧红了为啥是红的不是绿的？”“杨先生，冬天为啥打雷少？”“刘郎中，人被疯狗咬了真会学狗叫吗？”

这些问题，杨文远他们都会认真解答，实在不懂的，便如实说“尚未查明”，承诺下回研究。这种态度，反而赢得了更多信任。

“民智之开，如晨光破晓。”黄宗羲在一次讲座开场时说，“往日百姓见打雷，便跪拜雷公；见生病，便求神问卜。非其愚也，实乃无人告之以理。今我等在此，非为炫耀学识，实为播撒真知。一人明理，便少一分愚昧；万人明理，则减十分乱象。”

讲座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农人开始观察云相，尝试预测天气；工匠琢磨改进工具，有人甚至发明了简易的“卡尺”；妇人更加注意饮食卫生，小儿腹泻率明显下降。更深远的是，许多人开始以“理性”而非“迷信”看待世界——这种思维方式的转变，比识几个字影响更深。

教育的基石是教材。而教材的匮乏，曾是联盟教育最大的瓶颈。崇祯五年初建学堂时，全联盟只有七本《三字经》、三本《百家姓》、十几本残缺的《千字文》，还是商队从旧书摊淘来的。学生们共用课本，轮流抄写，常常十天半月才能摸到一次书。

方以智决心改变。他召集了联盟所有通文墨者——顾炎武、黄宗羲、侯方域，加上杨文远等有实学专长的人，成立了“教材编修会”。

他们的理念很明确：教育不为科举，而为实用；教材不当深奥，而当浅显。

第一项成果是《格致初步》。方以智主笔，将他在《物理小识》中的研究，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全书分天地、水火、金石、草木、鸟兽、人身六卷，每卷十课。

比如“天地卷”第一课：“天非青石所盖，地非巨鳌所驮。天无边际，地是圆球，悬于虚空，绕日而行。”旁边配了简单的示意图——虽然画得不甚精确，但足够颠覆认知。

这本书的编写过程极为艰辛。为求准确，方以智常与杨文远争论至深夜。一次为解释彩虹成因，方以智坚持用传统“阴阳之气”说，杨文远则要用“日光折射水滴”说。

两人各执己见，最后约定做实验：晴天午后，杨文远用喷壶造出水雾，果然现出虹彩；方以智又用三棱镜分光，七彩显现。老学者沉默良久，提笔重写该节。

第二部是顾炎武主编的《史鉴简编》。不同于正史的帝王将相，这本书重点讲历代治乱得失、民生疾苦。开篇便是“桀纣之失在虐民，秦汉之强在重农”，

每一朝都总结几条经验教训，最后附思考题：“若你为县官，遇大旱当如何？”“若你为匠人，官府强征当如何？”——将历史与当下勾连。

第三部是侯方域主编的《诗文读本》。这位才子展现了难得的务实：所选诗文，要么抒写民生疾苦（如杜甫“三吏三别”），要么歌颂劳动创造（如陶渊明“种豆南山下”），要么描绘山河壮美。

每篇都有简明注释，还有“读写指导”：如何用诗中意境描写家乡，如何用文中技法记事状物。

但最大的难题是纸张。一本《格致初步》需纸三十张，印一千本便是三万张。而联盟造纸坊月产不过五千张，且质量粗糙，一写就洇。

杨文远带着几个学生，试验了数十种原料：麦秆、稻草、芦苇、破布、树皮……最后发现，用七成麦秆浆、三成破布浆，再加少量石灰漂白，可造出勉强可用的“教育纸”。虽然颜色泛黄、质地脆硬，但总算解决了有无问题。

“总比在沙盘上练字强。”负责蒙学教育的苏婉儿这样说。她记得最初孩子们用树枝在沙地上写字，风一吹就平；后来用石板，但石板稀缺；现在有了纸，虽然粗糙，但孩子们捧在手里，那种珍视的眼神，让她心酸又欣慰。

到崇祯七年腊月，三部教材各印制了三千册，加上《百姓日用字》五千册，基本做到了“每三生一册”。学生们将书用蓝布包好，每日带来带去，书角磨毛了也舍不得换。

如果说蒙学与实学是通识教育，那么“专修部”则是联盟教育的创新之花。它直接对接联盟的农业、工坊、医护、商业四大系统，培养急需的专业人才。

农业专修班设在主学堂西厢，王石头每月来上四次大课。课程完全实用：春季讲选种育种，夏季讲防虫抗旱，秋季讲收割储藏，冬季讲农田水利。

教室外有一片十亩的“试验田”，学生们分小组耕作，记录数据，对比不同耕作法的效果。去年，一个小组试验的“麦豆轮作法”，使亩产提高了半成，如今已在全联盟推广。

工坊专修班最是热闹，分铁器、纺织、木工、建筑四个方向。韩铁匠和春娘轮流授课，不仅讲技术，更讲“匠道”。“打铁要趁热，做事要趁时。”“织布如做人，经纬分明，一丝不苟。”

医护专修班由刘郎中主持。这个老郎中原本秘技自珍，在黄宗羲“医道当济世”的劝说下，终于开门授徒。他不仅教望闻问切、常见药方，更强调医德：“医者父母心，见病如见亲。富者不索重酬，贫者不取分文。”

商业专修班则是李明的心血。他亲自编写《商道初阶》，从最基础的记账、识货、议价，到复杂的行情分析、风险预估。

“学了就能用，用了就见效。”